郁贤皓先生是一位文史兼长的著名学者，在海内外学术界享有盛誉。他在文学史、文献学、历史学、语言学等领域成果卓著，迄今已出版学术著作30余种。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是李白研究的系列著作；史学研究的代表作是《唐刺史考》和《唐九卿考》；文献研究的代表作是《元和姓纂》及四校记的整理，语言学研究的代表作是主编《辞海》语词分册。在半个世纪的教学与研究中，郁先生以其坦诚的胸襟、崇高的境界与勤奋的精神，辛勤耕耘，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成就，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个性。他还先后培养了5名硕士生，28名博士生，4名博士后。他以其身体力行，影响不止一代的学子，使得学术薪火，传承不断。他的学生已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中坚力量。
郁贤皓（1933.1.4-2026.1.21），全国著名古代文史研究专家，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
一. 郁先生的学术背景和研究简历
郁贤皓先生的早期学术研究是以汉语言文字学名家的。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学者不同，郁先生的前期学术背景是小学研究。只要我们翻开《辞海》就知道，郁先生是《辞海》编委及语词分册的主编之一。郁先生的前期经历是这样的：1933年1月4日生于上海，童年时代即逢日军侵华，占领上海，故小学五年就中断学业，十二岁入工厂做童工。1949年建国后，曾经从事新闻工作多年。并不断补习自学高中课程，1957年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留校任教，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钻研训诂学名著，打下了深厚的训诂学功底，逐渐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1963年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撰著《建安七子诗笺注》。1973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修订《辞海》，郁先生作为语词分册主编之一，承担“示部”至“羊部”约60万字的撰写修订工作。在此以后，郁先生集中从事李白研究并不断打开了崭新的局面，一方面得力于修订《辞海》时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典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和系统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从事训诂学研究重证据、重溯源的精神在古典文学研究中也得到了用武之地，而学术研究的转向，研究对象的由博返约，李白专题研究的选择与确立，都是郁先生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他学术个性得以发挥重要契机。古典文学与训诂学结合的特点，在先生的著作《李太白全集校注》《李白全集注评》《李白选集》《李杜诗选》《李白集：历代名家精选集》中具有突出的表现。
《辞海》（修订稿）语词分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文革”的结束，迎来了学术研究的宽松环境，郁先生全面开拓学术研究领域，既集中精力从事以李白为核心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又在历史学、文献学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1986年4月晋升为教授，1988年被江苏省政府授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0年经国务院学科评议组评议，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和1995年两次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郁贤皓先生担任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古文献研究所名誉所长。曾担任的重要学术职务有：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重点学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兼任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二、李白研究的新突破
李白研究，在20世纪之前，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尽管有杨齐贤、萧士赟、胡震亨、王琦四家著名注本，但对李白生平与作品的综合研究，仍然是简单粗略的，与其同等地位的杜甫研究无法比拟。但到了20世纪，李白研究呈现出全面繁荣的局面，不仅在研究成果的数量上大幅攀升，而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了重大的突破，一举改变了长期以来千家注杜、数家注李的格局。郁贤皓先生无疑是李白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人物。其李白研究的成果不仅是其研究实力的昭示，而且在多方面具有开拓性意义。代表著作有《李白丛考》《李太白全集校注》《李白全集注评》。郁贤皓先生迄今已出版李白研究的著作8部，研究论文60余篇。
（一）《李白丛考》
郁先生研究李白，是从李白的事迹与交游考证入手的，这以《李白丛考》具有代表性。起初发表的一组文章是有关李白两入长安之说的论证。最早的文章是1978年发表的《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李白诗〈江夏别宋之悌〉系年辨误》《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接着，在短短的两年间，连续发表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李白初入长安事迹探索》《吴筠荐李白说辨疑》等重要论文十余篇。这一系列成果，迅速引起学术界的震动。作者将这些文章结集为《李白丛考》，1982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作为《唐代文学研究丛书》的第一种出版。《李白丛考》收录学术论文13篇，以李白生平、交游、行踪为主要考察对象，诸如李白与诗人孟浩然、诗人刘长卿、道士吴筠、道士元丹丘、卫尉卿张垍、侍御崔成甫、族弟李叔卿等都做了详细的考证，对于李白入长安的行迹和相关诗歌的作年，也做了清晰的梳理。《李白丛考》的出版，将李白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在20世纪最末的20年，促进了李白研究产生了众多内蕴深厚的新成果，更使得原来甚为冷寂萧条的李白研究风起云涌，这在李白研究史甚或唐代文学研究史上无疑是值得大书特书的黄金时代。郁先生的《李白丛考》之所以在学术界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体上将李白研究向上提升了一步，而其核心则是对李白二入长安之说提出了强有力的新证。两入长安说是半个多世纪以来李白研究的重大发现，郁贤皓先生以切实的证据使得这一说法成为定谳，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李白研究的里程碑式的成果，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学术研究更具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指导意义。
郁贤皓著《李白丛考》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二）《李太白全集校注》
郁先生研究李白四十余年，八十余岁的高龄还在老骥伏枥、刻苦打造《李太白全集校注》，并在2015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李太白全集校注》以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影印静嘉堂文库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为底本，进行全面的校勘和注释。全书共三十卷。每首诗之下分设题解、校记、注释、评笺诸项，诗末还以按语方式揭示诗歌的主旨以及校注者的独特见解。在校勘、注释、编年诸方面都达到了新的水平。
就校勘而言，重在对比异文，校正讹误。有时通过不同典籍的收录情况以校正诗题之误。如《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阳并序》题解：“咸本题中无‘与诸公’三字，亦无‘并序’二字；题下注‘一作《春于南浦与诸公送》’。《文苑英华》及《唐文粹》皆选录此诗之序，皆题作《春于南浦与诸公送陈郎将归衡岳序》，则集本或有脱文。”（卷十五，第2175-2176页）有时通过敦煌写本以校订字句异同。如《山中答俗人》题解：“山中答俗人：萧本、郭本、胡本、王本、咸本、《全唐诗》皆作《山中问答》。伯二五六七作《山中答俗人问》。《河岳英灵集》题作《答俗人问》。”（卷十五，第2257页）
郁贤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全八册）
凤凰出版社2015年版
就注释而言，常常订正旧说，别出新见。如李白《白头吟》诗有“兔丝故无情，随风任倾倒。谁使女萝枝，而来强萦抱？两草犹一心，人心不如草”六句，“女萝”“菟丝”旧说往往混淆，如《诗经》毛传、《尔雅》以兔丝与女萝为一物，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尔雅翼》却以为二物。郁先生注云：“按今植物学家认为菟丝乃旋花科植物，松萝为地衣门松萝科植物，两者绝不相类。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认为女萝即松萝。由于兔丝蔓有时缠绕在女萝上，所以古人常兔丝、女罗比喻男女爱情。如古乐府‘南山羃羃菟丝花，北陵青青女萝树。由来花叶同一根，今日枝条分两处’，此处以兔丝、女萝两草的‘一心’、‘萦抱’，反衬男子对爱情不坚贞，‘人心不如草’。”（卷三，第425页）这样不仅订正了旧说，更将李白诗句疏解得清晰明了。有时还能订正史籍之误。如《郑郗昂谪巴中》题解：“考《元和姓纂》卷二高平金乡郗氏：‘唐庶子昂，盖其后也。生士美。’证知当然‘郗’。……《唐语林·政事上》‘郗士美’名下原注：‘本名犯文宗庙讳。’按唐文宗名昂。郗昂乃郗士美之父，非士美本人，《唐语林》注误。《旧唐书·郗士美传》：‘父纯，字高卿。……’此郗纯即郗昂，避文宗讳而追改。”（卷十五，第2198-2199页）这些注释都切中肯綮。
就编年而言，能够旁搜远讨，以臻定谳。如《赠友人三首》其二按语：“敦煌写本《唐人选唐诗》中此诗题作《赠赵四》，赵四当即宣州当涂县尉赵炎，李白有《春于姑熟送赵四流炎方序》可证。《序》作于天宝十五载春，则此诗当作于天宝十四载。卷六《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当于此诗同时之作。”（第1506页）有时挖掘出土文献，对比传世史籍，综合题旨的索隐和文本的阐释，以发前人之未发。如《酬崔侍御》诗，郁先生首先利用国家图书所藏《崔暟墓志》和《崔沔墓志》拓片以坐实崔侍御为崔成甫其人，再根据《旧唐书·韦坚传》等记载，以证定“此诗乃酬答成甫之作，约作于天宝六载。”（卷十五，第2236页）有时利用稀见史料如家乘方志等以考订作年。如《赠汪伦》题解：“据泾县《汪氏宗谱》《汪渐公谱》《汪氏续修支谱》残卷，皆谓汪伦为汪华五世孙，曾为泾县令，任满后辞官居泾县之桃花潭。此诗乃天宝十三载或十四载游泾县桃花潭临别时作。”（卷十，第1545页）
（三）《李白全集注评》
《李太白全集校注》定位于学术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而为了使得李白诗歌流传更广，便于大众所接受。《李太白全集校注》出版以后，郁先生在此基础上另立体例，撰著了《李白全集注评》。该书于2018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
郁贤皓《李白全集注评》（全三册）
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
《李白全集注评》以认真审慎的态度对李白的全部诗文重新整理编集，删除伪作，补入遗诗逸文，并进行注释、评笺和品评，每首诗歌设“题解”“注释”“评 笺”“品评”诸项。题解提纲挈领，注释简明扼要，评笺贴切精当，品评鞭辟入微，从而为广大读者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李白全集普及本，成为一部雅俗共赏的大家经典。与《李太白全集校注》在学术与普及之间相互融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三、史学研究的新开拓
以李白研究为中心，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空间，是郁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特色。郁贤皓先生的治学范围非常广阔，学科领域不限文学，而旁及文字学、文献学与史学，时代方面也不限于唐代，而对唐以前文学都有所研究，其重要成果除李白研究外，还有《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等。这是都是偏重于史学的著作。
（一）《唐刺史考》
郁先生在《我与李白研究》一文中说：“当时我的读书并不是单纯寻找有关李白的材料，而是带着多项研究任务的。例如，我发现唐人诗篇中提到的交游常有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而不知其名，因此不知诗的写作年代，很难深入理解诗意，我就想到如果有部唐代地方长官的工具书该有多好！唐代职官的工具书已有《宰相表》《仆尚丞郎表》《方镇年表》《郎官石柱题名考》《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等等，唯独没有今天研究工作者最需要的州郡地方长官的工具书，于是我决定承担起撰写《唐刺史考》的任务。所以，我在读书时，是将有关李白的材料和唐代刺史的材料以及拟在今后研究的项目所需的材料全部都制成卡片的。”由李白研究拓展到整个唐代刺史的研究，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200余万字的五册巨著《唐刺史考》，1987年2月分别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和香港中华分局同时出版国内版和国际版。
关于唐代职官的研究，自宋代开始，已经引起史家的注意，出现了《新唐书·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考》《翰林学士壁记注补》等。这些著作都是关于唐代中央行政长官的考证。而对于地方的行政长官，则缺乏深入的研究，仅见《唐方镇年表》一书。《唐方镇年表》所涉及的长官，都是唐代地方长官中的落落大者，因为唐代将全国分成道，每道各设节度使或观察使，他们掌管地方的行政与军事大权，重要方镇的节度使常常出将入相，故历史文献中对于他们的事迹记载也就较为详细。而地方上的州郡长官，涉及面既广，人员又极为复杂，因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较前面的职官考证，就有更大的难度。清代大学问家劳格，倾其一生之力，仅写出一篇〈杭州刺史考〉，足证难度之大。但在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又迫切需要这方面的著作。郁贤皓先生以一人之力，经过几十年的爬梳整理，将唐代州郡行政长官，即刺史或太守的任职年限考证出来，对于学术研究来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郁贤皓著《唐刺史考》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唐刺史考》是郁贤皓先生在唐代文史研究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标志之作。其撰著伊始，就得到了程千帆先生的认可：“这确实是学术界非常需要的书。唐代有许多诗人当过刺史，诗文中提到的刺史就更多，有的只知其姓而不知其名，如果能把名字考出来，考出此人的事迹，那就是对学术界很大的贡献了。这样的书，研究唐代文学、唐代历史、唐代社会的人都是不可缺少的。”（《程千帆先生纪念文集》，第25页）郁先生在《唐刺史考自序》中也说：“70年代中期，我在从事李白、李商隐等唐代诗人生平事迹及其交游的考证工作时，感到最困难的是：经常遇到诗文和其他各种典籍中出现某州某使君、某郡某太守等，却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和仕历，因此无法确定作品的年代，从而难以理清作者的行踪。当时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诗文和各种典籍中出现得最多的，也是唐代文史研究工作者最迫切需要知道的地方行政长官：刺史（太守、尹），却无人考订撰述成书。……出于对此研究的浓厚兴趣，我当时竟不自量力，不揣谫陋，暗下决心，以承担此项工程为己任。……经过近十年的努力，终于撰成了一部有关唐代地方行政长官的著作：《唐刺史考》。”《唐刺史考》1987年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刊行以后，立即受到海内外的重视，赞美之词，评价文章接连不断。但先生并没有止步，还在不断搜集资料，进行订补，于是又经过了十余年全面修改与补充，于2000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唐刺史考全编》，2022年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唐刺史考全编》增订本。该书是一部兼有文献、资料与工具价值的学术著作。从《唐刺史考》到《唐刺史考全编》，再到《全编》的增订本，体现了作者三十余年的学术进程。
郁贤皓著《唐刺史考全编》
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
该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首先是从宏观方面对于唐代州郡的沿革作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其次对州郡长官的任职情况，特别是年限作了缜密的考证。举凡唐代州郡长官任职的众多资料都汇聚其中，从事学术研究者，无论研究历史，还是研究文学，或者唐代其他领域，阅读这部书，都会得到很多能够进一步研究的资料线索。再就是唐代诗人中，有不少人做过州郡的长官，他们的这一段仕历，在本书中都有详尽的考证。唐人的交往诗中，有不少是与州郡长官往还的，而且只言官衔，不称名字，本书对诗中的人名尽量坐实。也正因为这几方面的学术价值，该书一问世，就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国、韩国、美国，都有不少学者专门撰文予以评介，并给予极高的评价。
（二）《唐九卿考》
与《唐刺史考》并驾齐驱的著作是《唐九卿考》。该书200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并由傅璇琮、荣新江、陈尚君三位著名学者的推荐，列入《唐研究基金会丛书》。2022年凤凰出版社又出版了增订本。该书广搜博取历史文献、金石拓片、佛道二藏、诗文集部、方志别乘等各方面的资料，对唐代近300年的九寺正卿与少卿详加考证，对九卿的沿革、职能、品级、编制、职权、属官、别称及其与中书门下、尚书六部的关系也进行梳理阐发，成为唐代文史研究填补空白之作，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先生在该书《后记》中叙述撰写过程时说：早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为了考证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中的“卫尉张卿”是谁，曾遍稽典籍，终于《曲江集》卷十八《张说墓志》中找到一段话：“长子均，中书舍人；次子垍，驸马都尉，卫尉卿。”张九龄此文写于开元二十年，可证张垍开元十八年至二十年时正在卫尉卿任。于是写了《李白与张垍交游新证》。“当时我就想：唐代职官的工具书已有《新唐书·宰相表》《唐仆尚丞郎表》《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唐方镇年表》，当时笔者已在从事《唐刺史考》的工作，如果有一部《唐九卿考》的工具书，岂不是给学人查稽九卿带来极大的方便，可以免除遍稽典籍之苦。于是自此以后，我就对唐代九卿的资料加以留意，在从事《唐刺史考》工作的同时，凡在史书、集部、野史、杂录、金石、方志当中，遇到唐代九卿的资料，都做成卡片。”
郁贤皓、胡可先著《唐九卿考》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唐九卿考》与《唐刺史考》比较，也各具特色：《唐刺史考》有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劳格《杭州刺史考》以及《嘉泰会稽志》等宋元方志的刺史题名为基础，《唐九卿考》则完全是一空依傍，白手起家，没有任何系统的文献史料和前人研究做基础，史料的搜集与考辨的工作自然备加繁难。陶敏和李德辉教授在《唐研究》第十卷发表书评说：“这类研究将大量同类性质的史料加以集中排比，易于发现不同记载的矛盾抵触之处，而这是专门从事某一典籍校勘所难以做到的，因为很少有人专门为某人姓名、职官等零碎问题而遍稽典籍。相信书中的具体成果将会被广大唐代文史研究者广泛采用，而著者谨严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也将成为后学的楷模。”这样的学术追求，体现了郁先生学术研究谨严负责的学术精神。
郁贤皓、胡可先著《唐九卿考》（增订本）
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
四、文献研究的新贡献
郁贤皓先生无论是文学研究，还是史学研究，都是建立在雄厚扎实的文献基础上的，其文献整理也包括文学与史学等多个方面，出版著作也有多部，如《元和姓纂》的整理与校订、《建安七子诗笺注》《李白选集》《李杜诗选》《唐诗经典》等。现选择《元和姓纂》和《建安七子诗笺注》略加叙述：
（一）《元和姓纂》
该书199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元和姓纂》是唐林宝所撰的大型姓氏书，对研究唐代人物，极为有用。然原书散逸已久，清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近人岑仲勉又作《元和姓纂四校记》，颇有益于学界。然二书分刊，利用不便。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先生约请先生担任整理的重任，先生又与教授合作，并由著名学者先生审订，经过多年努力才告完成。据该书合作者先生撰写的《后记》：“1982年3月，当时任中华书局副总编的先生函约南京师大先生对《元和姓纂》一书进行整理。由于在研究工作中深感《姓纂》及《姓纂四校记》对研治唐代文史的重要性，郁兄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傅璇琮先生之所以约请先生担任这一工作，主要原因应该在先生李白研究的了解而确认其适合担任整理工作，因为先生在《唐刺史考全编序》中有这样一段话：“我与先生初次相见是1982年4月在西安举行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期间。但在这之前，我们已有文字之交，早在1980年即已开始通信，那时我对他的李白研究之创新见解就甚为钦佩。”本书的整理，旨在完全保存《元和姓纂》和《四校记》的原貌，不作增删改正，这样在文字句读标点方面就异常困难。而著者在如何保存两书原貌、如何标点、如何分段、如何校勘、如何处理岑校的错误五个方面都作了不懈的努力，成为迄今为止，将《元和姓纂》和《元和姓纂四校记》合而为一且很方便研究者使用的极为精审的定本，洵为唐代文史研究者案头必备的资料书与工具书。各卷末尾所附《整理记》考订是非多达七百余条，也为古文献整理提供了一些范式和释例方面可操作性的方法。
[唐]林宝《元和姓纂》（全三册）
岑仲勉校注，郁贤皓、陶敏整理
孙望审订
中华书局1994年版
（二）《建安七子诗笺注》
《建安七子诗笺注》，由郁先生和张采民合编。该书对于建安七子现存的103首诗歌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校证和笺释。不仅对于作品的用典用事、难字艰句都进行了疏通和阐释，更在作品辨伪和作年考订方面倾力尤多，可以见郁先生治学的看家本领。作品辨伪的实例如孔融《杂诗》注释：“此诗又见《古文苑》卷四，《广文选》卷一五。二诗归属尚存疑义。《文选》卷三四曹植《七启》注、卷四三孙楚《为石仲容与孙皓书》注、卷四四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注、卷五三陆机《辨亡论》注引均作‘李陵诗’。《文镜秘府》亦云此二诗见于《李陵集》（今佚）。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以为《诗纪》据《古文苑》，而‘《古文苑》乃唐人所藏残书，宋时由一编次为九卷。且讹误已甚，不可完全据信’。又谓‘原本《古文苑》此二诗与李陵《录别诗》等均在第四卷，李陵以后，即为孔融，以相毗近，故易有此窜易耳’。故将此二诗编入李陵《录别诗》中。逯说虽有一定道理，但尚不足以定二诗主名。”（第6页）可见郁先生在辨伪方面非常谨严审慎。编年的实例如孔融的《临终诗》注释：“《后汉书》本传载：建安十三年，曹操令丞相军谋祭酒路粹枉状奏融，以其谤讪朝廷，欲规不轨，跌荡放言，大逆不道，下狱弃市。时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诛。又《三国志·魏志·崔琰传》载：‘初，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知此诗当作于建安十三年。作者深叹自己平时处事不慎，并表达对奸邪残害忠良的愤恨之情。”（第15页）再从资料汇集方面看，不仅是汇集了前代各家的评笺极具资料价值，有助于学者进一步展开研究，书后附录的《建安七子年表》，对于七子的生活年代、主要事迹都条分缕析地梳理出来，文献意义更大。总体而言，这部著作为建安七子诗的研究提供一部可以依据又较为完备的文本。
郁贤皓、张采民著《建安七子诗笺注》，
巴蜀书社1990年版
五、研究方法的新启迪
郁贤皓先生不仅以其宏富的成果与崇高的地位享誉国内外学术界，更在其半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学术个性，并嘉惠士林，沾溉后学。因而探讨与总结他的治学特点与学术范式，对于21世纪的唐代文史研究具有进一步推动作用，更会对后辈学者在研究内容与治学方法上的推陈出新有所启迪。
（一）以小学为门径，进入文史研究领域
与大多数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与史学的学者不同，郁贤皓先生的前期学术背景是小学研究。只要我们翻开《辞海》就知道，郁先生是《辞海》编委及语词分册的主编之一。郁先生的前期学术经历是这样的。他1933年1月4日生于上海，1957年24岁时以调干生考入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1961年留校任教。从事古代汉语教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徐复先生，钻研训诂学名著，打下了较深的训诂学功底，并逐渐养成了严谨求实的学风。1963年在上海浦江饭店参加《辞海》修订工作，并撰著《建安七子诗笺注》。是年8月，郁先生回校即被调动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1973年国务院要求恢复修订《辞海》，郁先生作为语词分册主编之一，又承担“示部”至“羊部”约60万字的撰写修订工作。在此以后，郁先生就入手在李白研究方面打开了崭新的局面。这一方面得力于修订《辞海》时对于中国古代的文史哲典籍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和系统的运用，另一方面则是从事训诂学研究重证据、重溯源的精神在唐代文史研究中也得到了用武之地，而学术研究的转向，研究对象的由博返约，再由约转博，都是郁先生学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是他学术个性得以发挥重要契机。古典文学、古典文献、历史学研究与训诂学结合的特点，不仅在先生的著作《李白选集》《李杜诗选》《李白集：历代名家精选集》中体现出来，更在《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元和姓纂》（整理）等著作中有明显的体现。
郁贤皓著《唐风馆杂稿》
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二）以考证为手段，探讨文学研究的新问题。
郁先生曾谈到自己研究经历时说：“70年代初我就将李白研究作为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及其交游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着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难问题。”（《唐刺史考全编》，第7页）建国以后至70年代末期的李白研究，虽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对于相关成果进行检讨，也发现有不少缺憾：对李白生平事迹中的许多疑点仍然未能解决；对两入长安的叙述也缺乏足够的依据；对李白的交游大多缺乏考证。因而留下了不少问题，也有较大的研究空间。究其原因，都是由于对李白及其交游的各种史料缺乏认真深入的稽考，故而郁先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期，就将李白作为研究课题之一，并决定从对李白生平及其交游进行深入的考证研究入手，以期逐步解决李白研究中长期存在的疑点和难题。在深入细致地阅读李白作品与相关史料中寻找问题与解决问题。郁先生还曾谈到自己的读书经过：“研究李白，当然首先要熟读李白的诗文作品，在这过程中，我对每篇诗文都做了一些札记。同时，将李白诗文中提到的人物，全部制成卡片，并将姓名按四角号码排列编制成索引，将卡片装订成活页册。然后认真地阅读各种资料，从唐人别集到各种笔记，从姓氏书到宋元方志。从佛藏、道藏到石刻拓片，一旦发现有关李白及其交游的材料，立即写进卡片中去。……边读书，边研究，有了心得就写文章，这是我的基本研究方法。”（《唐刺史考全编》第260-261页）有了问题意识，然后进一步发现问题，竭泽而渔地搜罗相关问题的材料，寻找彻底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就是郁先生进一步致力的方向。孙望先生在《李白丛考序》中谈到李白研究时说：“诸事不追究也罢，一追究则必枝节横生，问题层出；而且往往彼此连锁，要解决此一端，必先搞清彼一端，而要搞清彼一端，就又得牵扯到另外一些事上去。难题一连串，终于令我望而却步了。贤皓同志的读书态度却非常认真，他曾几次和我谈过他的主张：有问题，必追究。”久而久之，求实求新就成为郁先生李白研究的一贯追求。
郁贤皓著《唐风馆杂稿续集》
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三）以文献为根本，坐实自己的学术结论。
郁先生说：“考据是一项艰苦的工作，犹如大海捞针，有时翻遍典籍也找不到所需的材料，那就得从石刻拓片等多方面去寻找线索。”（《唐风馆杂稿》第263页）他考证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就是典型的例子。《李太白全集》中存有酬赠崔侍御之诗十首，郭沫若将“崔侍御”定为是崔宗之，并言其名成辅，所据为《旧唐书·李白传》言崔宗之由左司郎中贬为侍御史。郁先生从中发现了问题，即唐人称“侍御史”为“端公”，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才称“侍御”，二是郭氏称崔宗之名成辅无据。因而怀疑“崔侍御”即《李太白集》中附于《酬崔侍御》诗前的《赠李十二》一诗的作者“摄监察御史崔成甫”。但这在文献当中，找不到更多的材料，故郁先生就在石刻拓片当中寻觅证据，所得两条：首先在《千唐志斋藏石》拓片中找到了崔宗之四兄崔宜之墓志，证明崔宗之名宗之，不名成辅，排行非第四而是第五，以确证李白诗中“崔四侍御”非崔宗之。其次，从北京图书馆藏墓志目录和拓片中找到崔成甫之祖父、父母、伯母、弟妹、两位同祖从兄的墓志，弄清了崔成甫的家世和生平。因而写成了《李白诗中崔侍御考辨》，以断定李白诗中的“崔侍御”“崔四侍御”为崔成甫，而非崔宗之。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到李白与崔成甫交谊很深，是李白一生交游中重要人物之一。李白对他受权奸迫害的遭遇十分同情，这也正是我们考察李白生平思想很重要的方面。过去的研究者忽略了这个人物，应该说是李白研究中的重大损失。现在我们弄清了这个人物，可以进一步了解李白的生活态度，对朋友的深情，对权奸的愤恨，对受害者的同情等等。这都应该是研究李白的重要材料。可见郁先生的考证并不是从材料到材料，而是注意到材料的综合与多方面的学术途径，从较多的层面发前人未发之覆。对于郁贤皓先生运用材料的特点，孙望先生在《李白丛考序》中曾说过：“凭借碑志以考核人事，自是很好的办法，但这只是贤皓同志资以考证的一个方面。此外，随着问题性质的不同和资料情况的不同，他还采取多种途径去求得疑难的解决：从诗文中去寻找内在关系，从历史背景上去找外缘关系，或从时间、地点、官衔的异同上支找线索，或从亲朋交游、离合聚散上去作推敲，也有的时候从版本校勘上去寻求旁助，等等，途径是多方面的。”
郁贤皓教授书房工作照
（四）以微观为基础，打开综合研究的学术路径。
郁贤皓先生在总结多年的研究经验时，提出“微观综合研究”的方法，撰写了《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一文，成为唐代文史研究的行之有效的途径。笔者在为《唐刺史考全编》撰写的评论中曾对此有过论述：“最近十余年来，学术界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成为长时间的热门话题。从大的方面看，又不外有两种，一种是宏观研究，一种是微观研究。宏观研究侧重于理论问题的探索，微观研究侧重于文献资料的考据。且二者一处于对立的态势。从事宏观研究者认为微观研究劳而无功，从事微观研究者又认为宏观研究大而无当。其实，我们如果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对于近十余的学术研究作一番审视，就会觉得这两种研究方法各有偏向。……《唐刺史考全编》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开辟了微观综合研究的新途径。”（台湾《书目季刊》第35卷第2期，第51页）这种途径又通过四个方面来实施：首先，将微观研究作为综合研究的基础。郁先生以为，从事唐代文史研究的学人对宏观研究感兴趣，而对具体史料与具体作品的微观研究不太重视，往往流于简单粗疏。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结论。反之，微观研究的粗疏，也可能导致宏观研究的差错。其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补史书之阙。再次，通过对各种文献资料的综合研究，以订史书之误。最后，运用出土贞石资料与存世文献参合对照，解决一些疑难问题。这种指导思想，贯穿在他的《唐刺史考全编》《唐九卿考》及李白研究等重要的著作中。也正因如此，郁先生在治文学的时候，就具有史的眼光和识见，对唐代史料作细致深密的考察与审核；在治史学的时候，也不断在文学家的诗文中挖掘材料。正因为他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努力创新，才使得自己能够写出具有传世价值的著作，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卓然屹立。
2026年1月21日，郁贤皓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这是文史学界的重大损失。我作了一副挽联和一首挽诗沉痛悼念，挽联是：“等身著述，发国学辉光，卷卷能开新世界；率意性情，犹青莲再世，心心相映古今人。”挽诗是：“昨夜天飞雪，今朝得噩耗。黄竹动寒空，梅疏春未到。我师驾鹤归，太白亦无告。等身传世文，遗篇希再造。文史并一途，考论兼两道。门馆重如山，立雪恩难报。”
本文作者：胡可先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