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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徐朝东)

作者:时间:2018-05-21点击数:

(一)目录:

[1] 《广雅疏证》

[2] 《汉语词汇史》

[3] 《汉语口语语法》

[4]《社会语言学》,陈原

[5] 《说文解字》

[6] 《训诂学原理》

[7]《语法讲义》,朱德熙

[8]《汉语音韵学》,董同龢

[9]《〈马氏文通〉读本》,吕叔湘、王海棻

[10]《语音学》,朱晓农

[11]《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杨伯峻、何乐士

(二)导读:

1.《广雅疏证》导读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音韵学家、训诂学家。乾隆进士。官永定河道。探究古书文义,提倡从声音以通训诂。主要著作有《读书杂志》、《广雅疏证》、《古韵谱》等。《广雅疏证》,搜集汉魏以前古训,详加考证,以形、音、义互相推求。《读书杂志》校正文字,阐明古义,多有创见。《古韵谱》对古韵分部亦有发明。

《广雅疏证》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现在所见的通行版本有嘉庆元年(1796)〈王氏家刻本、道光九年(1829)学海堂《皇清经解》本、光绪五年(1879)淮南书局刻本、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印本、1983年中华书局钟宇讯点校本及1984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家刻本等。《广雅疏证》是王念孙借《广雅》一书以畅述其音韵、文字、训诂之学识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清代语言学史上成就较高的小学要籍。作者本着实事求是,力求严谨,博考典籍,取证宏富的原则对《广雅》一书进行了系统的整理、阐述。其篇章次序一仍《广雅》,对其逐条训释,并加以疏证,内容涉及七个方面,即:①补正校勘《广雅》中的文字;②揭示《广雅》体例;③辨证张揖承袭误采之旧说;④纠正先儒误说或补充证据作进一步阐发;⑤对《广雅》的训释逐条疏证;⑥在疏证中兼涉同源探求,系联大量同族语词;⑦利用古训材料及古音研究成果校正曹宪音释。该书的主要特点是:①因声求义、引申触类。清代乾嘉时期治小学的重要手段是因声求义,代表人物主要有段玉裁和王念孙。《广雅疏证》序说:“窃以训诂之旨, 本于声音, 故有声同字异, 声近义同, 虽或类聚群分, 实亦同条共贯, 譬如振裘必提其领, 举网必挈其纲……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申触类不限形体, 苟可以发明前训, 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如果说“训诂之旨, 本于声音”是王念孙训诂理论的根基,那么“就古音以求古义, 引申触类不限于形体”就是王氏训诂实践中的具体操作方法。②归纳和演绎相结合, 解决文字通假、词义训释问题。王氏在疏证时广集声近之字, 将单个语词的训释推广到同义词的综合分析, 有着明确的词义系统性观念, 这是颇为可贵的。《广雅疏证》在训诂学史上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①以声音贯穿训诂, 探讨语言内部规律, 是王氏继往开来的最大成就。王念孙分古韵二十一部, 运用声韵通转规律,纯粹以语音为准去求语义, 将明末方以智恢复汉儒因声求义的方法应用到语义学的广阔领域,建立了关于意义形成的“义类”理论和意义变化的“义通”理论,对词语孳乳规律和词义变化规律作了可贵的探索。②发明文辞条例之学,探讨语法规律, 是王氏父子又一成就。尤为重要的是, 王氏发明文辞条例之学, 阐明修辞条例和语法规律, 并用为古籍校勘、古书训诂服务。③王氏成功地运用了以比较为根据, 以归纳为基础的重实证研究方法, 从文字、音韵、训诂、语法、典章制度诸方面综合考察语言现象, 驳杂而有条理。④王氏父子治学专精, 终生致力于训诂学的坚忍不拔的精神, 为后学树立楷模。

但据今人研究,该书也存在一些缺点:①体例不尽完善;②使用术语不尽精确;③疏证校订或有失误;④征引典籍或有疏漏。

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可以结合今人相关《广雅疏证》研究成果来系统学习借鉴该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同时培养自身的研究能力。具体可参考张其昀《〈广雅疏证〉导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胡继明《〈广雅疏证〉同源词研究》(巴蜀书社,2003)、徐兴海《〈广雅疏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11)、盛林《〈广雅疏证〉中的语义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等。

(撰写人:赵家栋)

2. 《汉语词汇史》导读

王力《汉语词汇史》, 商务印书馆,1993

在《汉语史稿》(中华书局1980年新1版)第四章“词汇的发展”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扩充。第一本专门讨论汉语词汇发展史的著作,对词汇史研究有多方面的指导意义,

全书共分12章:1,社会的发展与词汇的关系;2,同源字;3,滋生词;4,古今词义的异同;5,词是怎样变了意义的;6,概念是怎样变了名称的;7,成语和典故;8,鸦片战争以前汉语的借词和译词;9,鸦片战争以后汉语的借词和译词;10,汉语对日语的影响;11,汉语对朝鲜语的影响;12,汉语对越南语的影响。

主要特点:

1,重视社会文化对词汇发展的影响,重视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如,第一章依次有六节:原始社会的词汇、渔猎时代的词汇、农牧时代的词汇、奴隶社会的词汇、封建社会的词汇、上古社会的衣食住行。尽管个别结论不够准确、细致,但是,强调词汇发展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是词汇史研究的重要方向。

2,抓住词汇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同源字、滋生词两章,讨论词的派生问题;古今词义的异同、词如何改变意义两章,探究词义的发展;概念怎样改变名称一章,研究词与概念之间关系,属于词义研究的另一角度;成语和典故研究定型的词语,属于固定词组范畴;借词、译词属于外来词范畴。均为汉语词汇史的核心问题。

3,重视文物材料的使用。多处用到甲骨文语料,如“渔猎时代的词汇”就用了28处。

以现在的眼光看,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1,部分内容没有展开论述。第一章“社会的发展与词汇的关系”中的“历代词汇的发展”,不足3页,列举的词语仅12个,很难说清问题。

2,个别说法值得商榷。如,“劝”,王力认为唐代以前表示鼓励、勉励之义,唐代以后才有了劝阻之义。实际上,先秦已经存在表示劝阻义的用法。《左传·僖公五年》:“陈辕宣仲怨郑申侯之反己于召陵,故劝之城其赐邑。”《庄子·寓言》:“生有为,死也。劝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阳也,无自也。”魏晋时期的用例更多。

总体上看,《汉语词汇史》构建了汉语词汇史的宏观框架,小瑕不掩大瑜。是研究汉语词汇史的必读之书。

(撰写人:化振红)

3. 《汉语口语语法》导读

《汉语口语语法》翻译自赵元任先生的英文教材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中国话的文法》。英文版原著于1968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而后,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根据国内需要,删选其中大部分进行翻译,并定名为《汉语口语语法》,于1979年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次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又出版了丁邦新先生翻译的全文,定名为《中国话的文法》。

赵元任先生(1892-1982),江苏常州人,现代著名的数学家、语言学家和音乐学家。他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语言学,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20世纪20年代他在清华大学执教时,和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清华四大导师”。先生也是被西方世界所认可的最著名的华人语言学家,1945年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协会(LSALinguistic Society of America)会长。赵先生有惊人的语言天赋,具有“录音机的耳朵”和学说语言的能力,掌握多种外语和汉语方言,坊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先生被多地人误认为是同乡的故事。赵先生是第一个成功运用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来研究汉语的语言学家,给20世纪初的汉语研究带来新的思维方式,开创了新的研究思潮。本书是赵先生多年积累的力作,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巨大的里程碑,对国内外的汉语研究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本书介绍了以20世纪中叶的北京口语为代表的汉语语法描写其共时的特征,一改中国语言学研究重书面语、重历时研究的状况,并且在理论上系统的采用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方法,为汉语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本书篇幅不大,仅有八章,但涉及现代汉语语法的方方面面。虽然由于语言的发展变化,书中所举的一些例子,比如“双双鞋都穿破了”,在当代的普通话里已经是不说的了,但是这些个别的情况并不影响我们对整本书的阅读和理解。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本书的英文版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所用的教材,所以在体例和编写方式上跟其他专门的汉语语法著作有所不同。所谓语法,讲的是组词及造句的规则,一般的汉语语法著作都先介绍汉语的词法,即词的构造方式,再讲句法,而讲句法,会先讲词组,再讲句子。但是本书则不同,教外国人学习汉语,最重要的是能够讲完整的句子,所以本书除了第一章简单介绍汉语的情况以及汉语的语音之外,首先介绍的是汉语的句子(第二章),包括区别“零句”和“整句”,介绍“主语”和“谓语”、“有计划的句子”和“无计划的句子”等概念,以及介绍主要的句子类型等。到第三、第四章才开始讲词法,即词的构造和形态类型。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言有丰富的形态变化,在向西方人介绍汉语时,本书格外重视汉语词的形态类型,除了介绍前缀、后缀、中缀外,还主张重叠形式也是一种形态类型,比如“人人、个个儿、泪汪汪”等。本书的第五章介绍词组的构造,内容相对较少。第六章讲复合词,其实该章内容有些是讲词的构造,而有些则属于词组的构造,这和当前主流的汉语描写语法的讲述有一些差别。最后,本书的第七、第八章讨论汉语的词类。对英语来说,给词语做语法分类不是什么难事,因为它们在形态变化上有系统的标记,比如名词有单复数的变化(-s),动词有时体变化(-ing; -ed),形容词有比较级和最高级的形态变化(-er; -est),据此可以划分不同的词。但是汉语缺乏形态变化,那么如何划分词类,汉语有哪些词类,这是每一本讲汉语语法的书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本书虽然没有直接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是极为细致的描写了汉语各种词类的使用情况,对后来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思路和丰富的材料。

(撰写人:王媛)

4. 《社会语言学》导读

作者陈原(1918-2004),广东新会人,193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工学院,1938年至1948年间在新知书店、生活书店、三联书店等任编辑,解放后曾在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文字改革出版社担任领导工作。还曾担任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辞书协会顾问、国际世界语协会会员等职务。著有《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辞书与信息》、《在语词的密林里》等著作。

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译介和通论两个方面,缺乏以汉语言为基础的较为系统的专题论著。针对这种状态,陈原先生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推出了这本《社会语言学》,该著针对现代汉语语言现象,全面探讨汉语与汉语社会关系的著作,发前人之所未发,获得了学界的强烈反响,并因此成为是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拓荒之作。1980年陈原先生还写了一本小册子《语言与社会生活》,《社会语言学》是这本小册子的续篇和发展。该书出版至今已30余年,影响深远。

 全书不含绪论一共十六章。前三章作者提出该书研究的三个出发点: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人的思想的直接现实;第四章,作者从信息论角度阐明语言作为一种信息载体在社会交际活动中的作用;第10章、第11章,是作者在本书开头就指出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一是“从社会生活观察语言变化”,着力探索社会生活的变化引起的语言诸要素的变化,二是“从语言变化探究社会生活的图景”,主要从语言诸要素的变化探究社会诸因素的变化。除此以外,该书还对“语言的模糊性与模糊语言”做了探讨,指出语言模糊性是普遍存在的,以及语言模糊性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语言的相互接触”一章,作者一方面从引进与贷出两个角度分析了汉语引进的借词,及由汉语出借到其他民族的语词,另一方面从语言接触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唐及近代这两个时期的借词,并指出语言接触的文化背景及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另外,该书对手势语言和“原始语言”、“阶级语言”、“术语和缩略语的社会作用”“塔布和委婉语词”、“语言感情和国际社会”等也做了精彩分析。观点独到深刻。

该书内容丰富,范围广泛,涉及社会语言学大量的课题。该书紧扣时代,考察了急剧变化的时代对语言的影响,用语言事实论证了社会对语言的影响。该书语言深入浅出,十分适合对社会语言学有兴趣的初学者阅读。

(撰写人:尹群)

5. 《说文解字》导读

《说文解字》是东汉人许慎所著,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字书,也是阅读古籍不可或缺的工具书,更是研究汉字的最重要的基本文献。

一、作者许慎

许慎,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人,在今天河南郾城县东南。后代研究许慎生平的资料非常有限,主要有《后汉书·许慎传》、《说文解字·后叙》、《上<说文解字>书》以及《后汉书·贾逵传》等。许慎的生卒年学术界多有争论,通常认为应在公元58148年之间。许慎是古文经学大师贾逵(贾逵是刘歆的再传弟子)的弟子,一生著述颇丰,除《说文解字》和《五经异义》外,还有《淮南子传》等,而《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最为有名,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给他带来了“五经无双”的声誉,这在经学昌盛的年代,已是学术造诣的最高评价。今天除了《说文》,其它著作均已佚失。

二、《说文》的字数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共十四篇,每篇各分上下。最后还有一篇《叙目》。全文分540部,共收字9353个,其中重文1163个,用于说解的字数为133441个。那么这些文字的来源是什么?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述,在许慎以前,已有《仓颉篇》、《爰历篇》、《博学篇》等字书。将此三篇合为《仓颉篇》五十五章,有三千三百字,经扬雄增续三十四章,班固又增续十三章,共有字六千多。成为许慎写书时的重大依据和主要来源。根据《说文后序》所载,许慎博访通人,兼采时俗所用,并增益各地所出青铜器、碑刻等文字,写成了九千多字的《说文解字》。

北宋初年徐铉校订《说文》时,遇到在解说、序例及偏旁中有其字,正文中没有,便定为阙漏,悉为增补,共十九个字。又对一些经典相承及时俗要用而不见于《说文》的许多字,也为之增益,共四百零二字,这就是《说文》“新附字”。

二、《说文》的版本

《说文》成书以后就受到世人重视,东汉郑玄注《周礼》、《礼记》就已经引用过《说文》,但原书早已残缺。

其一,自《说文》初现至今,所存最早的是版本是唐代写本的残本。

现在所能见到的唐写本《说文》有二:一为木部写本。这是清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从安徽黟(yī)县发现的,共6纸,存188字。原物后流入日本。

口部残简有二,均为日本人所藏,一存4字,未见;一存6行,见于日本东京都《东方学报》第10册第1分“说文展观余录”中。

研究者一般认为木部残本写于中唐穆宗长庆年间(公元821824年),口部残简是唐宋间日本人的摹本。两种残本都不是李阳冰的刊定本。

其二,李阳冰的刊定本。

唐代宗大历年间(766-779年),李阳冰根据他的篆书笔法刊定《说文》。李阳冰的刊本今已不传,关于它的内容,现在只能通过徐铉《说文》校语和徐锴《说文系传》的内容略知一二。李阳冰的刊本对许书有赞同,也有排斥。我们现在很难说李阳冰的刊本和大小徐本有什么区别。后世评说李阳冰每每用“窜乱”、“擅改”之语,也未必有根据,应该说,李阳冰的刊定对于《说文》的传承是有功劳的。

其三,小徐本和大徐本。

五代时南唐末年的徐锴曾经把《说文》加以整理注释,作《说文解字系传》,人称“小徐本”。北宋初年,徐锴的哥哥徐铉也对《说文》进行了整理和审订,后人称“大徐本”。我们今天用的《说文解字》通行本就是“大徐本”。小徐本有注释,大徐本则主要是校定原书,注释较少。

小徐本早在南宋就已经断烂不可读,依据大徐本补足了所缺之卷二十五,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宋抄本。1987年中华书局根据道光年间祁寯藻刻本影印了小徐本。

其四,现在的通行本。

现在流传的大徐本最早是明末毛晋父子翻刻的,分初刻本和剜刻本两种,称为汲古阁本。清嘉庆十四年孙星衍又据宋本重刻,甚为精善,称为平津馆本。同治十二年陈昌治又据孙本加以校订,并改刻为一个篆字列一行,眉目清朗。1963年中华书局根据陈刻本为底本,为每个篆字之上增列了楷书。另外编制了以笔划为序的检字表,以方便检阅。这个版本多次印刷,影响很大。

三、《说文》的编排

第一,部首

许慎首创部首排列法,将汉字“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使汉字有了科学的分类。此后的字典辞书,多采用部首排列法,但说文的部首与后世的字典辞书部首不完全相同。

《说文》将汉字分为五百四十部,每部的字共有的表意形体作该部的第一个字,称为该部的部首。许慎所立的部首,是文字学原则部首,其特点是以小篆为依据,形体与意义紧密结合,部首是汉字的表意部分。后世的字典辞书,将部首简化为二百一十四个,以检字方便为目的,把相同的偏旁作为部首,称为检字法原则部首,其特点是以楷书形体为依据,一般以自然结构外形独立并为另外一些字所共有的部分是部首,因此部首就不一定是该字的表义部分了。例如“发”的意义是发射,表义的部分是“弓”,文字学原则即以“弓”为部首;而其自然结构“癶”()独立于上部,并为“癸”、“登”等字所共有,因此,检字法原则下,“癶”就是“发”的部首。

就一般情况而言,文字学原则部首主要考虑构形字符的意义,其部首对说明字义有帮助,因而有的部首所属字比较少,如《说文解字》的小部只有三个字,气部只有两个字等等。检字法原则部首考虑更多的是书写因素,上下结构的字一般从上,左右结构的字一般从左,内外结构的字一般从外,但同时也要考虑多数字的外形。例如“刀”作偏旁一般都写作“刂”,“刑、则、判、创、剔”等字的“刂”都在右边,但左边各部分各不相同。按上述检字法原则,应该从左,将这些字归于不同的部首,但由于这些字右边部分简单好认,所以,把“刂”作为部首既简单明了又能联系不少的字,因此以检字方便为标准来确定字的哪一部分是部首。从“刂”部的例子可以看出,文字学原则和检字法原则有时是一致的。

第二,部的次序

“始一终亥,据形系联。”就是根据汉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说法,从一部开始,到亥部结束来排列部首。所谓“据形系联”就是把形体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如《说文》第八篇,(见《说文》第161168页。)

《说文》部首主要是据形系联,也有按意义系联的,如“齿”、“牙”,“足”、“疋”,形不似而意义近。

第三,部首与部内文字的关系

部首一般是部里字的形旁,只有少数是部里字的声旁。如卷三上“句部”,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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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卷九上“后部”。司部“词”字,“司”为声旁。这是例外,有点自乱体例。但主要的还是部里的字形旁作部首。

第四,部里文字的排列次序

专名在前,后列其它。如“山部”“水部”,均先列出山名、水名,后列与山、水有关的字。先列实物名,后列其它方面的词。如“足部”,开头皆足部的名称,与走有关的词列在后面。“宀部”,家、宅等在前,其它列在后。名词之外的形容词、动词在最后。意义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如“口部”,“咦”“喘”“呼”“吸”“吹”等意义相近,排列在一起。好的意义的词排列在前,不好的意义的词排列在后。总的来说,说文的部里文字排列次序基本上是有规律的,但不是绝对的。这样排列的优点在于:首先,古人专名在前,动词、形容词在后,反映出古人对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性已经有了模糊朦胧的认识。其次,把好意义的词和不好意义的词分开,表明了古人对词义的理解,同时我们从这个排列里也可以看出古今词义的演变发展。总之,许慎并未讲部里字的次序如何,他只讲部次,没讲部里也有次序。

第四,提要栏和小结

提要栏:大徐本《说文》每卷之首都有一个提要栏,含以下八个项目:本卷的序数;本书的作者;本书的校定者。这两项内容不变;本卷的部数;本卷所收的被释字数目;本卷的重文数目;本卷的总字数;本卷的新附字数目。

小结:大徐本《说文》每一部之末都有一个小结,交代本部所收被释字数目和重文数目。不过,中华书局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有这方面的失误。如《皮部》当为“文三”而误标“文二”;《永部》末缺小结。等等。

四、《说文》的说解和条例

《说文》说解体例相当复杂,分别择要说明。

第一,用“六书”说解字形构造,分析字义。

许慎在《说文》按照他所解释的“六书”条例来说明文字的意义,从而分析它们的形体构造。如第六篇下的“束”字:

束,缚也,从囗、木。

“缚”是用来解释“束”的意义的,“从囗、木”是说明字的形体构造的,把一堆木头缠绕起来,就叫作“束”。这是“六书”中的会意字。

《说文》的解说,都如“束”这样,以篆文为主词,下面用“某也”的形式来释义。凡说“某也,某也”,都是讲字义的;凡说“象某,从某”,都是讲字形的;而字义与字形,又是统一的关系。

第二,“连篆为句”

有不少字的解说,必须承上篆文连读才能领会它的意义。如“言部”“诂”字:

这个字解说中的“故言”是解释“诂训”一词的,所以必须把“训”和上面的篆文连起来作一读才行,不能断开。这在后人叫作“连篆为句”。如果不知道这种义例,就会对《说文》释义发生误解。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即把“参”的解说读作“参,商星也。”因而他指责许慎所说部合天文,其实是他弄错了句读。再如“斋”,《说文》:“斋戒洁也。从示,齐省声。”应该读为“斋戒,洁也。从示,齐省声。”王筠《说文句读》:“许云:‘斋戒,洁也’者,谓三日斋,七日戒,其词虽异,皆内洁其心,外洁其体之谓也。”

第三,说解内容和条例

1)许慎编写《说文》,以秦汉通行的小篆为主体,一般来说,每个字都先列篆文,加以解释;如果这个字还有古文或籀文等,就把这些字形列在下面。

2)对于被释词,不讲其本义,而训其文化意义,为《说文》一大通例。

3)“凡×之属皆从×”,是《说文》建立部首,区别部首字和部属字的专用术语。

4)“阙”,许书中凡是说“阙”的,都是阙疑的意思。许慎对不能作出解释的文字的形音义,都用“阙”来标明。

5)凡相关皇帝名字所用字,必列于相关部居之首,但一律不作解释。《说文》全书类似的条目共五条。如《示部》,第一个字是“祜”,谨以“上讳”释之。汉安帝名刘祜,故以其名字冠于《示部》之首,但不作解释,这是许书的一大通例。《段注》言:“言上讳者五:《禾部》秀,汉世祖名也;《艹部》荘,显宗名也;《火部》炟(da2),肃宗名也;《戈部》肈(zhao4),孝和帝名也;《示部》祜(hu4),恭宗名也。”

(撰写人:赵红)

6. 《训诂学原理》导读

语言学家王力1947年的《新训诂学》中提出必须打破小学为经学附庸的旧观念 ,然后新训诂学才真正成为语史学的一个部门。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1996)对训诂学及训诂学的对象、任务、目的进行了阐释,认为训诂学的对象是古代文献 语言及用语言解释语言的注释书、训诂专书”,其任务是“研究古代汉语词的形式(形、音)与内容(义)结合的规律以及词义本身的内在规律”,目的是“准确地探求和诠释古代文献的词义” 所以训诂学“实际上就是古汉语词义学。如果把它的研究对象范围扩大到各个时期的汉语,包括现代方言口语的词义,就产生汉语词义学。可见,训诂学就是科学的汉语词义学的前身。

上世纪80年代初,训诂学这门传统学科重新进入高校中文系选修课程系列,为了便于学习和研究者更好地接受并应用训诂学,北京师范大学王宁先生在近十多年中教学与研究中,一直致力于本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具体包括厘清了训诂学相关术语,阐发了训诂学基本原理和操作方法,说明了训诂学的应用领域以及在现代语言学学科体系中的定位。《训诂学原理》是王先生继《训诂方法论》、《训诂与训诂学》(与陆宗达合作)之后,改造训诂学的新成果。

本书突破了传统训诂学研究的局限,主要探讨了训诂学研究中七个方面的内容:1.系统阐述对训诂学在当代发展的宏观认识和改造训诂学的总思路。具体探讨了训诂学在当代的学科地位。训诂学是古代小学的一个分支,小学是中国语言文字学的前身,这是从章太炎先生确定后就不存在异议的,而汉语历史词汇学和历史语义学也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作为一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训诂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不仅是古代文献解读津梁和古代文化传播的媒介,在新时期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2.在清理训诂学术语使之系统化的前提下,从理论原理上阐明术语内涵和操作方法;3.专门阐述注释原理,主要探讨了词义训释中直训和义界、义训、形训以及声训、“反训”问题等;4.专门阐释词源原理,主要梳理了传统训诂学关于字源学研究的历史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和特点,阐发和检讨了传统字源学的成就和不足,提出了较为科学的词源学研究方法和理据。5.专门论述训诂学史。对《尔雅》性质的辨正、对李善《文选注》中征引的训诂体式的发掘以及对晚清实学派训沽的特点和成就的论述,都是此前训诂学史论著较少论及或论证不确的。6.阐述训诂学与语言学的关系,提出传统语言学研究要与现代语言学研究接轨。7.探讨训诂学运用研究,阐明训诂学在中学语文教学辞书编纂和评论以及古代专业史方面的应用。

本书主要成就是肯定中国传统训诂学的成就,同时探讨训诂学应用价值及在当代学科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但也提出了传统训诂学研究的局限性,即字本位、训本位的取材与探讨语言意义的目的是矛盾的、所采用的外部形式归纳法与揭示语言实质的要求是矛盾的,文言仿古造成的时代综合性与探求语言历史是矛盾的,语言与字形为探讨语义提供的依据是不足的。指出发展要训诂学必须突破这四方面的局限。

由于本书关于训诂学原理和训诂学史的阐发是为了补传统训诂学的不足并使训诂学经验理性化的,故而书中只发前人之未发,而不求系统的完整性。例如,在训诂学史方面,本书只纠正关于《尔雅》的不准确说法,而不系统讲先秦专书训诂史;只发掘李善在文字注释上采用的征引体式,而不系统讲中古注释的发展;只提高实学派训诂的历史地位,而不系统探讨正统派别训诂。

 

(撰写人:赵家栋)

7. 《语法讲义》导读

《语法讲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讲授现代汉语语法课程的讲义,1982年正式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是运用当时风靡世界的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汉语语法的力作,几十年来,深刻影响了一代代年轻学者。该书内容高度凝练,同时又很耐读,深入浅出,例证翔实,把汉语的描写语法研究推向了高峰,充分展现了老一代语言学家的严谨治学和深刻功底,对于初涉语言学及汉语语法的青年学生来说,这是一本极好的入门读物,是值得常读细读的经典之作。

朱德熙先生(1920-1992),江苏苏州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第二年转入中文系。毕业后先生曾在昆明中法大学中文系任教,1946年至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此后一直在北大工作到晚年。

《语法讲义》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将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全面运用到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各个层面。所谓语法,简单来说,就是语言中组词造句的规则,其中组词的规则,又叫词法;造句的规则,又叫句法。在语法研究中,句法是核心。因此,本书除了在第一章介绍四种基本的语法单位、在第二章介绍汉语的词法,即词的构造之外,余下的第三至第十八章讲的都是句法。

现代语言学认为参与句法构造的从来不是一个个孤立的词,而是具有相同语法功能的一类类词。比如“鲁迅去世”、“学生报到”、“老师开会”,这三个例子没有相同的词,但是我们知道它们都属于同一类典型的汉语结构,即“主语+谓语”;而在主语位置上出现的“鲁迅、学生、老师”都具有相同的性质,是一类词,叫“名词”,谓语位置上出现的“去世、报到、开会”也都是一类词,叫“动词”。也就是说,这类句法结构是由“名词+动词”构成的。我们所熟知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等即是书中所讨论的“词类”问题(第三至第六章)。汉语的词类问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在学界曾有过三次大讨论,至今仍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课题。朱先生明确提出分析汉语词类的判定标准是词的语法功能或称“分布”,并依此进行了基本分类。他的真知灼见启迪了众多语法研究者,至今仍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比如他对“体词”中“数量词”、“区别词”的讨论(第四章)、对“谓词”中“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的区分(第五章)等等。

除了在词类分析上的贡献之外,本书最重要的特色是自始至终地贯穿了现代句法学“词组本位”的思想,即认为由词和词组合而成的词组(比如吃苹果、张三哭)是最基本的句法结构,而句子只是词组带上句调和停顿后的完整性表达。所以研究句法,其实就是研究词组的结构。《讲义》详细分析了现代汉语的六种主要词组的各种情况,即主谓结构、述宾结构、述补结构、偏正结构、联合结构和连谓结构(第七至第十二章),占全书1/3强的篇幅。而涉及句子的分析只有第十五、十七、十八章的简要内容。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完成的讲稿就已一以贯之的以词组为基本单位来研究句法,这与当前西方语言学的主流观点是吻合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学的突飞猛进,朱先生所坚持的理论核心依然没有和时代脱节,让人不由得为先生的眼光和学识而深感钦佩。

除了词类问题和词组本位之外,《讲义》还着重分析了汉语的虚词(第十三、十四、十六章)。跟英语等印欧语言相比,有丰富的虚词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本书对虚词的讨论有很多敏锐的观察和细致的分析,即使对当前的虚词研究仍然有不可取代的重要意义。

 

(撰写人:王媛)

8. 董同龢《汉语音韵学》导读

董同龢(1911-1963),江苏如皋人,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大学中文学系教授、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客座教授。毕生致力于语言学、汉语音韵学、汉语方言学等研究。就读清华大学期间,从王力先生学习音韵学,其听课笔记被整理成王力《汉语音韵学》。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为赵元任先生助手,并师从于李方桂先生学习音韵学。后加入《湖北方言调查报告》之整理撰写工作。1940年参与云南省及四川省方言调查。1949年迁台,受聘于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1952年调查闽南语,1957年调查台湾南岛语。重要著作包括《上古音韵表稿》、《汉语音韵学》、《中国语音史》、《语言学大纲》、《邹语研究》等。主要论文收录在《董同龢先生语言论文选集》中。

董同龢在清华大学以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受过良好的语音学与音韵学等训练。在中古音方面成就主要是,《广韵》作为中古韵书的权威代表,其重要祖本为唐写全本《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王三”),董先生曾经全面系统地这种韵书的反切上、下字,深入地讨论了韵书的语音系统及其源流。还有对于《广韵》中重纽的解释、等韵门法的探究等。在上古音方面,董先生的《上古音韵表稿》一书,以上古22韵部为经,36个单声母为纬,将《说文》9000多字与先秦典籍所见、《说文》未收字,全部摆进音系的框架中去。本书还构拟了上古音的复辅音声母pl-klgd-kz-kt-mp等,并肯定了王力先生的脂微分部,认为二部有韵尾-r。在现代方言与民族语言调查方面,董先生参加了赵元任先生主持的全国方言调查,记录了客家话、闽南话等方言系统,也参与了台湾的南岛语的调查与研究工作。

基于上述学术经历,董同龢先生的《汉语音韵学》是一本深入浅出的音韵学入门书。董先生先从现代普通话(国语)以及方言音系及其特征讲起,重点细致地分析了《切韵》系韵书、等韵图等语音面貌,并由此上推上古音、下启近代语音的语音系统及其演变过程。我们分章节简单介绍这部书主要内容:
  第一章“引论”主要讲述了音韵学的涵义及其使用。所谓汉语音韵学,是指研究汉语各个时代的语音系统的学问。而音韵学的作用,“无论学甚么语言,我们的目的总是想藉此了解那种语言所代表的文化。留心文学的人,更能体会语言与文学的关系。”音韵学可以在读通古书、了解现代各方言之间的来源关系、了解韵文之美三大方面有使用价值。汉语语音史就时间分期而言,主要有:现代时期→中古时期→近代时期→上古时期。上古时期:这时期主要是先秦语汉朝。重点学习从中古音上推至上古音,藉先秦诗文中的押韵,来理解这个时期的语音系统。中古时期:这时期主要是从隋朝至宋代。重点学习内容是反切、《切韵》系韵书所发展出来的两百零六韵、反切上下字、等韵图等内容材料,推断出来的中古音系统。近代时期:这时期主要是元明清时期。学习中古音如何演变至近代,以及元明以来的语音系统变化等。现代时期主要是现代汉语普通话(国语)音系结构、汉语方言的分类及其特征。

第二章“国语(即普通话)音系”。了解现代普通话音系的结构、成分以及系统特征。

第三章“现代方音”。现代方言中可分为几个区块: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语、闽北语、闽南语、湘语、粤语、其他未明方言如徽州话等。了解现代汉语方言的分布情况以及大致的音系特征。

第四章“早期官话”。元代官话也是现代北方官话的远祖,而元代周德清所作的《中原音韵》是我们了解元代语音的不可或缺之书。本章主要是展示了北方官话从自元明以来的语音演变及其历程。 

第五章 “《切韵》系的韵书、第六章“等韵图”、第七章“中古音系”、第八章“中古声韵母的简化”、第九章“由中古到现代”。这五章主要介绍了《切韵》系韵书、等韵图等所代表了隋唐时期的语音系统(即中古音)。重点介绍了《切韵》系韵书,如李登《声类》、陆法言《切韵》、王仁煦《刊谬补缺切韵》、孙愐《唐韵》、陈彭年《大宋重修广韵》等的沿革。而《韵镜》之类以韵书为根基架构起来的切韵图,也是中古语音系统的重要的一部分。本章中还深入地介绍了中古语音的建构原则、方法,并综合相关理论知识,对这些声韵调分别进行了构拟。还分别对中古音声韵调系统演变到今天普通话的规律进行了介绍。

第十章“古韵分部”、第十一章“上古韵母系统的拟测”、第十二章“上古声母”、第十三章“上古声调的问题”,四章主要介绍了清儒等以来学者对于上古声韵调的分部,结合董先生自己的研究为古音列出同音字表,全面系统地构拟了上古语音系统。

到目前为止,《汉语音韵学》是一本全面总结汉语语音史各个时期的面貌、并系统勾勒了汉语语音演变的过程的教材,不仅是本科生也是研究生,学习、了解汉语语音的历时与共时系统最好的入门书。

(撰写人:徐朝东)

9. 《〈马氏文通〉读本》导读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较为完整系统的古汉语语法著作,它将西方的语法体系成功地引入汉语研究,不仅开辟了我国汉语语法学的新纪元,而且奠定了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基础。《马氏文通》在19世纪末问世以后,即引来学术界的重视和推崇。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评价该书“创前古未有之业。”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不无赞誉地说:“及至丹徒马氏学于西土,取彼成法,析论此方之文,张设科条,标举品性,考验经传,而驾御众制,信前世所未有也。”胡适在《国语文法概论》中指出清人王引之所著《经传释词》只能称得上是“一种文法参考书”,“直到马建忠的《文通》出世,方才有中国文法学。” 中国传统语言文字研究向现代语言学的转换是从语法学的建立开始的。《马氏文通》使我国的语言研究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直接把汉语作为自己唯一的研究对象,并且构建了独立的、完整的、严密的理论体系。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既是清末爱国思想家、外交家,又是学贯中西的学者。他不仅对中国古籍和中国传统语文有着深厚的造诣,更是精通拉丁语、希腊语、英语、法语等多种西方语言。因为长期从事中西语间的翻译工作从而有较为明确的语法观念,希图将撰写语法著作作为振国兴邦的良策之一。他在《马氏文通·后序》中明确表明了该书创作方法和主要目的:“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然后及其年力富强之时,以学道而明理焉,微特中国之书籍其理道可知,将由是而求西文所载之道,所明之理,亦不难精求而会通焉。”马建忠在与西方世界交往的过程中发现,若要使国家富强,必须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要顺利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必须尽快改变中国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落后状态,只有让年轻人学好文法,才能为今后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打下基础。这种情况下,借鉴西方语法学规律,编纂结合汉语文言语法实际的语法教材,便成为马建忠教育救国、科技救国理念的实际体现。

《马氏文通》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开创之功毋庸置疑,自出版以来,尤其受到西学新派人士的称赞。五四运动时期,由于提倡白话文,国语文法研究兴起,加上英语语法的影响颇盛,对《马氏文通》一书逐渐出现了质疑批评的声音。杨树达《马氏文通刊误》纠正了马建忠书中不少材料引用方面的失误,但在语法体系上过分执着于比照英语,显然不如马建忠学术眼光开阔,这也影响到了杨树达对《马氏文通》的整体评价。20世纪3040年代的文法革新大潮中,因马建忠曾言及“此书系仿葛郎玛而作”(见《马氏文通·例言》),不少学者还未对《马氏文通》进行全面细致的关照和分析,便轻易诟病其为模仿拉丁语法之作,这种评价显然不够公允。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明确指出:“马氏以后,有许多人都批评他照抄西洋语法,这其实是没有细读他的书;又有许多人批评他不合理论(即不懂语法理论),其实是所见不广,用英语语法的眼光来看《马氏文通》。” 朱德熙先生说:“早期的语法著作大都以印欧语法为蓝本,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作为第一部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书,能有如此的水平和规模,已经大大出人意表,我们实在不应苛求于马氏了。只要看看《文通》问世二十余年以后出版的一批语法著作,无论就内容的充实程度论,还是就发掘的深度论,较《文通》多有逊色,对比之下,就可以看出《文通》的价值了。”(见《汉语语法丛书·序》)《马氏文通》并非单纯、机械地模仿西洋语法,是“富于创造性的一部语法书。”(见王力《中国语言学史》)马建忠既精通西方多种语言,又精通中国古代汉语,善于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全面而精到的比较。西方的“葛郎玛”并非马建忠的唯一参照,《马氏文通》也是传统语文学的集大成者,在很多问题上都注意到了汉语的特点。

《马氏文通》1898年商务印书馆初版以来,陆续出现了多种版本和翻刻本,版本错误随之越来越多,1954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章锡琛的《马氏文通校注》,经过校注者的核检原书、校订评注,整理出一个相对较好的版本。1983年商务印书馆“汉语语法丛书”推出了新版重印本《马氏文通》,后附词语索引。1986年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后出专精,可以称得上是到目前为止《马氏文通》最好的版本。《读本》对《马氏文通》的整理工作主要有七个方面:调整原书编排未妥之处、整理原书正文、整理原书引例、统一全书符号、增加引例编码、对原书引例不当或解说错误的情况增加按语、编排更为详细的词语索引。(见张清常《〈马氏文通〉读本》代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高校均开设了《马氏文通》研究课程,随着新版重印本《马氏文通》和《〈马氏文通〉读本》的推出,围绕《马氏文通》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吕叔湘先生1980年在《重印〈马氏文通〉序》一文中,总结了该书三个方面的优点:一是“收集了大量的古汉语例句。”(据统计有约7326个例句)至今没有一部古汉语语法著作的例句数量能超过它。这些例句不仅包括了可以证明自己观点或结论的例子,还包括了与自己观点结论有出入的“例外”情况。从实际引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建忠是全面从语言事实出发的实践者,宁可暴露出自己结论上的欠缺之处,也坚决不歪曲或隐瞒语言实际,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二是“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力求找出规律。例如,疑问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否定句里代词作宾语,位置在动词之前;都是《马氏文通》第一次系统地论述的。(后廖序东撰有《〈马氏文通〉所揭示的古汉语语法规律》一文,共列举十五项规律。)三是“不愿意把自己局限在严格意义的语法范围之内,常常要涉及修辞。”吕叔湘先生同时还指出了《马氏文通》存在的两个主要缺点:一是“分析句子成分,既有‘起词、止词、表词、转词’这一套,又有‘主次、宾次、偏次、同次’这一套,体系殊欠分明,论述自难清晰。”二是“‘句’和‘读’轇轕不清。”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上也归纳总结了《马氏文通》一书的特点:“摹仿西洋语法的地方自然是很多的。”“如果说马建忠完全照搬西洋语法,那是不公平的。马氏在很多地方都照顾到汉语的特殊情况,并没有生搬硬套。”他认为马建忠理论上存在的缺点,最重要的就是缺乏历史主义观念,“把先秦古语与前年后的韩愈的语言看成是同一的研究对象。”据王海棻回忆,从1978年到1984年间,吕叔湘先生指导并和她一起完成了《〈马氏文通〉读本》。在《读本》卷前导言关于《马氏文通》一书的“评议”部分,吕叔湘先生对1980年《重印〈马氏文通〉序》里总结的《马氏文通》特点又作了进一步的提炼和扩充。比如归纳《马氏文通》的缺点时,谈到了“立意”、“命篇”、“行文”三大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吕叔湘先生还对多年来学界针对《马氏文通》的非议之声,作出了明确的回应——“批评过甚其辞”。学界批评该书模仿西方语法,吕叔湘先生认为大家只将目光集中于马建忠因袭西方语法的地方,却忽略了他在不少地方指出的“华文所独”的论断,很多时候他能清晰地分辨汉语的实际情况,并没有拘泥于西方的成规;学术界批评马建忠缺少历史观念,“不但是把周秦两汉的文章等量齐观,而且连韩愈也拉扯进去,可是从班固到韩愈之间一家也不取。”吕叔湘先生指出马建忠在阐述观点时,对汉魏南北朝的语言事实并非是割裂不取,不仅有中古文献的举证,而且在一些问题上还注意到了前后关联和历时比较。因此,笼统地说马建忠缺乏历史观念,也是与实际不相符合的。正是因为吕叔湘先生在《〈马氏文通〉读本》的撰写过程中,对原书进行了充分研读和细致分析,才能对《马氏文通》作出如此全面深刻的总结。

《〈马氏文通〉读本》有注释700多条,自问世以来,受到学界高度评价。严吾《一部真正的“可读之本”——读〈马氏文通读本〉》指出:“这些注释……解释是深入浅出的,议论是有理有据,校勘准确周详。”张清常《〈马氏文通读本〉读后》指出:“对于《马氏文通》引例不当或解说错误的,《读本》斟加案语,而且大多数是前人没有指出来的。”文炼、沈锡伦《〈马氏文通〉研究的新成果——评〈马氏文通读本〉》,将《读本》的特色概括为三个字:“新、精、深。”“新”是指面目一新,在篇章结构方面做了技术性处理,将原书十卷改为十章,每章之内又根据实际情况有分合调整,使原书结构安排更为合理;对原书文字也略有增删改动。“精”,指精确。《读本》不仅研究《马氏文通》本身,对前人的刊误、校注也有评论,这使读者能对以往的研究、整理情况有更加全面的比照和了解。“深”,指深究根本。《读本》对《文通》的某些论述不是停留在训诂式的解释上,而是要穷根究底,揭示它的实质,对作者的语法思想进行深入地发掘。当然,《〈马氏文通〉读本》也非尽善尽美,邵霭吉在《读〈马氏文通读本〉札记》一文中即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如“注释有主观臆断成分者”、“批评有证据不甚可靠者”、“解说有不合原文旨意者”、“分析有不合原书体例者”、“标点不当而引起歧见者”等等。但无论如何,终归瑕不掩瑜。如果说《马氏文通》在中国语法学史上有开创之功的话,那《〈马氏文通〉读本》则当之无愧有推广之力。

(撰写人:汪祎)

10. 《语音学》导读

朱晓农,生于1952年,浙江乌镇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毕业,现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教授,主要从事演化音法学、语音学、音韵学研究。

朱晓农教授长期致力于语言研究新方法的探索,特别是对语音实验方法的重视,提倡将实验与数学的方法融入到历时语言学中,研究语音的变化,这是他倡导的演化音法学的核心思想。近十几年来,他将实验语音学的理念运用到汉语音韵学的研究当中,发表了相关系列的论文和著作,相继提出了“实验音韵学”、“演化音法学”的概念与体系,对汉语音韵学、汉语语音学的研究都产生很大的影响。

主要代表专著有:

1. 《北宋中原韵辙考》1989年 语文出版社

2. 《上海声调实验录》2005年 上海教育出版社

3. 《音韵研究》2006年 商务印书馆

4. 《方法:语言学的灵魂》2008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5. 《语音学》2010年 商务印书馆

另外,他还在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中国语文》、《语言研究》、《方言》、《民族语文》、《语言科学》等权威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与语音学相关的代表性论文主要反映在元音链变与言语发声体系的研究上,代表作有:

1. 汉语元音的高顶出位《中国语文》2004年第5

2. 元音大转移与元音高化链移《民族语文》2005年第1

3. 证早期上声带假声 《中国语文》2007年第2

4. 入声演化三途(合作)《中国语文》2008年第4

5. 嘎裂化:哈尼语紧元音(合作)《民族语文》2008年第4

6. 弛化:探索吴江次清分调的原因(合作)《中国语文》2009年第4

7. 发声态的语言学功能 《语言研究》2009年第3

8. 全浊弛声论:兼论全浊清化(消弛)低送高不送 《语言研究》2010年第3期等。

其他著作目录可参看百度百科·朱晓农。

《语音学》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系统地介绍了语音学的各分支体系,是继《实验语音学概要》(吴宗济、林茂灿主编198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之后,对语音学研究进行探索的一部力作,特别是对发声态研究的系统介绍,是本书的精华部分。

全书共有十一章,涉及语音学的各个体系,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语音的声学基础(第二章)

第二部分:语音的发声机制(第三章)

第三部分:语音的调音机制(第四、五、六章)

第四部分:语音的气流机制(第七章)

除此以外,作者还就元音、声调进行了专章的阐释,并且就汉语音节性的典型特征进行了讨论,提出了“音节学”的概念。

第一章 绪论。本章着重于“语音学”概念的介绍,比较了“语音学”与“音系学”异同,比较了“语音科学”与“语言学中的语音学(LP)”两个科学体系,本书的“语音学”即为后者。 语音学旨在对语音的自然性质的研究,主要包括生理、物理、心理三个分支部分;音系学研究的是语音的社会性质,包括音位系统、音位变化、语音的空间分布等内容。语音科学涵括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语音工程、语音病理、语音与大脑、语言学中的语音学等多个范畴,是广义的语音学;语言学中的语音学是狭义范畴,作者认为它是在语言学的框架下,研究人类语音的生理、声学、听感、组织和功能、分布与格局、自然演变六个方面的内容。由于语音学的跨学科的性质,实验与数学应是其基本研究手段。本章还介绍了人类发音的基本步骤,比较分析了三个语音单位:音段、发声态、超音段,音段是调音单位、发声态是发声单位、超音段是韵律单位。此外,作者对国际音标的使用也作了基本说明,并根据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特点,对通行的国际音标进行了若干补充;都是十分有益的。

第二章 声波。 本章是对语音的声学基础的简介,语音的声学形式即声波。 首先介绍的是波的性质。声波是由机械振动产生的、以空气为传播介质的纵波形式。通俗地说,就是空气中的粒子受到声源的作用,产生疏密变化,引起空气压力变化的物理现象。物理学上通过模拟圆周运动,近似地描写空气粒子的钟摆式运动。声波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运用适当的方法将这种运动与压力的变化表示出来。人类的声音是典型的复合波形式,通过对空气粒子位移的抽象描写,运用正弦波(或余弦波)的形式分解复合波,数学工具是傅里叶分析。描写正弦波有两个基本声学参数:频率与振幅。频率即周期的倒数,振幅即粒子的位移量。复合波由若干正弦波叠加而成,每一个复合波都有一个基频,基频由振幅最大的成分波的频率决定。其次,语音学上通常用“音高、音强、时长、音色”四个概念来描写语音的声学性质,又叫做语音的四要素。音高即基频,指声音在单位时间里运动的次数或快慢的变化;音强指声音的强弱,物理上指声音振动的幅度,听觉上以声压级表示;时长即声音的长短;音色又叫音质,指声音的特质,物理上指正弦波的复合度,即复合波的特点。除声源振动以外,共振系统是语音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共振腔的作用,特别是对元音的音色的描写,共振特点是最基本的依据。共振腔包括口、鼻、咽腔。就语音大类来说,包括准周期波、组合波(准周期波加准随机波)、准随机波三类言语声波,分布于元音、辅音两大语音类型,两者生理区别在于上声道内有无阻碍的产生。语音学上研究言语声波,首先需要对语音信号进行采集,目前代表性的录音和分析软件是Praat ( www.praat.org )。采录参数一般是:44100Hz采样率,16位采样精度,单声道。语音软件通过语图来呈现语音信号的特征,最主要是两类语图:波形图与声谱图。波形图显示声波振动的幅度与频率等特征,声谱图是时域、频域与强度的三维谱,又分窄带图与宽带图。关于语图学习,如果有兴趣,可阅读Praat的帮助文件。

第三章 发声态。 本章是本书的精华部分。作者对语音的发声部分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并建立了自己的发声态系统。发声态指的是发音时声门(主要是声带)活动的各种状态。作者提出了六类十二种音节学发声态:1. 假声。2. 张声:又分前后两种,如前喉塞、喉塞尾。3. 清声:包括不送声与送声。4. 僵声:分强中弱三类,弱为僵声、中为嘎裂声、强为喉堵声。5. 浊声。6. 弛声:分强中弱三类,弱为音节的软化,中为声母弛化和韵母气化、强为声母浊送气和韵母气化。作者注意到,在以往的汉语语音学研究中,发声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作者从音节学的角度剖析了发声态的理论架构,是本书重要的创新点。作者主要从生理特征对发声态进行了描写和分析,其中清声、浊声、弛声对汉语语音的变化较有意义,相关论文请见导读第一部分。

第四章 调音部位。本章至第六章,作者着重介绍了发音的调音功能。调音指对上声道进行调节,控制上声道的形状和大小,产生不同的共振效果,以调制出不同的音色。学习调音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为调音部位和动作,二为调音方式。调音部位,传统又叫“发音部位”,包括被动部位与主动部位。被动部位主要指齿唇区、龈区与腭区(硬腭与软腭),可调制出唇音、齿音、腭音等;主动部位主要指舌,包括舌前部,中部与后部,传统概念有舌尖、舌叶、舌下、舌面与舌根,另外下唇也是主动部位之一,声带有时也被看作特殊的主动调音器官。调音动作有动态与静态两层含义,前者指连续的调音过程,后者指调音过程中的某个静态点,又叫调音静姿,特别对辅音来说,调音静姿有重要的区别意义。调音部位与动作能有效地对各种不同音色的音段进行区别性描写,尤其是辅音,辅音虽种类繁多,但在调音过程中都有细微区别,学习这部分内容时,需要结合发音练习,琢磨调音部位与动作的特点。

第五、六章 调音方式(响音与阻音)。 本章与第六章,介绍的是关于辅音的调音方法。根据调音方法的不同,辅音分为两大类:响音与阻音。所谓响音指无准随机波但有声道阻碍的音,有准随机波也有声道阻碍的是阻音。响辅音实际是听觉概念,听觉上响度较大,容易感知。一级分类包括口音与鼻音,其中鼻音相对简单,口音则可以继续加以分类,常见的响音有鼻音、边音、拍闪音、颤音和近音。其中近音的概念为作者首创。最常见的阻音有擦音与塞音两大类,从气流机制看,又可分为肺部气流音与非肺部气流音,前者如爆发音、塞擦音等,常见于汉语,后者如内爆音、喷音等,多见于少数民族语言中。作者用了两章的篇幅,依次对这些响音、阻音的生理特征和物理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但过于细致,不利于掌握,学习时可利用Praat软件,进行语图的比较,是较好的学习方法之一。

第七章 气流机制。气流机制是语音产生的三个基本机制之一,属发音动力范畴。人类语音的动力大多受肺部气流的控制,因而肺部气流音较为常见,而非肺部气流音少见。汉语普通话中各种常见音段,都是肺部气流音。非肺部气流音日常中如嘬嘴声、换鸡声,专业上如内爆音、喷音等,本章着重于非肺部气流音的介绍,作者对此有不少独到的研究,专业性强,不易掌握,本科同学阅读时可不必深究。

第八章 元音。元音是人类语音的核心音段,也是语音学研究最为深入的一个分支对象。举例子来说,bag,感知度最高的是元音a。如果以音节为框架,元音常常充当音节核成分。因此元音是对人类语音认知、研究的最佳、最易切入点。理解元音的性质,可分别从生理与声学的两个角度。生理上,大多数的元音与舌的调音特征相关,其主要生理参数是舌位的高低、前后以及唇形的圆展,语音学家通过模拟实验得出了元音生理舌位图。利用元音舌位图来描写不同音色的元音,是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如前后元音、高低元音等。与国际规范的元音舌位图不同,作者根据汉语的特点,在舌位图上增加了四个舌尖元音。

声学上,上个世纪初以来,语音学家逐渐发现可以利用共振峰的概念来区别元音的音色,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共振峰(F1)与第二共振峰(F2)。如何理解共振峰?简单说,人类的共振腔相当于一个过滤器,将与声源的基频呈倍数关系的频率放大(即振幅变大),而过滤非倍数关系的频率,被放大的频率就构成了共振峰,方法上可通过声谱的窄带图和宽带图加以观察。对某一具体语言来说,通过对前两个共振峰数值的提取,可以得到该语言的声学元音图。声学元音图与元音舌位图一样,可以有效地区别出不同音色的元音,两者在空间分布有较明显的对应关系,如前后元音 F2区别明显,高低元音F1区别明显。除此以外,在元音的调音中,会产生一些更为复杂的情况,即元音的附加特征的出现,如鼻化、日化、擦化等,这些特征往往是促使语音变化的重要因素。

元音可根据不同的角度,进行更为细致的分类,如单元音、复元音、鼻化元音、擦化元音、舌尖化元音、咽化元音、日化元音、气化元音、长短元音、松紧元音等。如何从生理、声学等角度描写这些元音,是语音学的重要研究内容。复合元音在汉语中较为常见,根据音段的数量,有二合元音与三合元音;根据响度,有前响、中响、后响复合元音,但性质各异,作者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解释,可兹参考。

第九章 声调。 声调是汉语的典型特征之一。声调在物理学上的性质即基频,音系学上把能够区别意义的基频或音高叫做声调。从语音学上去研究声调,实际是对音高变化的研究。五度制标记法是声调描写的有效方法之一,由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首创,如普通话中四声的调值可描写为:553521451,记录的是相对音高。这种方法范围较宽,任意性偏强,描写难以做到准确,有一定的缺陷。本书作者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描写方法:分域四度制,如分高域、中域、低域,每域四度。作者认为声调本质上属发声态范畴,声调描写应充分考虑发声态特征。由于不同的语言的声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可以通过分域的方式加以区别,这种方法较五度制描写法,考虑到言语发声的复杂性特点,有较强的创新性。

第十章 音节学概要。 汉语是音节型语言的代表,作者认为音节学就是基于音节的音系学。这是作者基于汉语事实的考虑而提出的个人见解。但也可以看出,本章所谓音节学是音系学范畴,反映出作者对于语音学方法应用于汉语研究的思考。阅读时可不作为重点。

本科同学阅读本书时,可以只读第一至第六章,第八、九章作为提高阅读部分,第七、十章作为延伸阅读部分。

(撰写人:吴波)

11.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导读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一书,由我国著名语言学家杨伯峻、何乐士先生编著,语文出版社初版于1992年,后在广泛吸纳学界反馈意见的基础上,对全书进行重新的修正补充,并增加词语索引, 2001年由语文出版社推出了修订版,从初版的单册变为上下两册。全书分上、中、下三编,共约80余万字,对古代汉语的特点、词法、句法等方面都有较为全面细致的论述,程湘清先生评价该书“是一部承前启后、开拓创新、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汉语语法巨著。”(见程湘清、程娟《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古汉语语法巨著——评〈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诚然,今天看来,《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依然可以称得上是学习和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首选。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编者之一杨伯峻先生,主要的研究领域在古汉语语法和虚词方面。杨伯峻先生最早涉及古汉语语法研究方面的著作,是商务印书馆1936年出版的《中国文法语文通解》。这是一部对古今汉语词类变迁历史进行研究的专著,其中重点关注的汉语古今变化最大的虚词的历史演变。但是该书仅仅局限于词法方面,词类划分还不够全面,而且没有探讨句法方面的内容。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杨伯峻先生于1956年出版了《文言语法》(北京出版社),采用上、中、下三编的形式,不仅有对文言语法特点的概述,还有对具体词类和句法现象的分析描写。这一论述结构和内容安排方式,也为后来《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一书奠定了基础。《文言语法》比《中国文法语文通解》在词类划分的种类上要多一些,但却存在归类上的问题,比如把量词归入名词,数词归入形容词,取消了助词,增设了语气词和小品词。杨伯峻先生把“所、者、然、之、焉、而、之类、之属”等词笼统地归为小品词,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够严谨的。小品词这一类别还延续到196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文言文法》一书中。《文言文法》与《文言语法》的体系相似,可以看成是《文言语法》的节缩本。虚词问题一直是杨伯峻先生最为关注的内容,也是用力最勤的地方。196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文言虚词》一书,汇集注释了一大批古汉语中的常见虚词及其常见用法。在此基础上,1981年又出版了《古汉语虚词》(中华书局),共收古汉语虚词169个,另有294个复音虚词分别列在各重要虚词之下。该书对推动古汉语虚词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编者之二何乐士先生,对上古汉语的虚词、句法方面也颇有造诣,出版有《文言虚词浅释》(1979)、《古代汉语虚词通释》(1985)、《左传虚词研究》(1989)等书,发表有《〈左传〉单复句初探》(1981)、《〈左传〉、〈史记〉语法特点的比较》(1985)等文。《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一书,实际上是在杨伯峻先生《文言语法》的框架、内容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充实完善而来的。上编概述部分由杨伯峻先生执笔,主要对古汉语的特点、词法、句法作了简论;中编词类部分,杨伯峻先生负责实词类,何乐士先生负责虚词类,吸收了众多学者对词类研究取得的成果,并将可列举出的词类成员全部列出;下编句法部分,完全交由更擅长句法研究的何乐士先生编写,对谓语的各种结构及复句的构造作了详细的分析研究,同时还扼要分析了语段。这种积极有效的安排,使《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无论是在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全面性,还是在论述的深入性、示例的丰富性方面,都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最大的特色莫过于从丰富的语言材料出发去探索和归纳语法规律。全书引证达到8027例之多,超过了以引例翔实著称的《马氏文通》。该书在研究和举例上,主要以秦汉时期的上古汉语为主,但在所涉问题需要联系历时演变发展时,“则或向上追溯及甲骨、金文,或向下推论至唐宋以及明清。”(见第2页)其中既有文言作品,又有白话典籍;既有本土文献,又有汉译佛典。不仅注意到了例证的时间跨度,而且还注意到例证的分布领域。在这样立体多样的材料支撑下,得出的结论自然也颇有信服力。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的另一特点就是充分而广泛的吸收学界的研究成果,但又不惟大家观点是瞻。全书引用前代及同时代专著、论文等达上百种之多,编著者有着悉心的分析和判断,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一味全盘照搬。比如王力先生在《汉语史稿》和《汉语语法史》中都不承认意念上的被动句存在,而《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则专门列出一节“无形式标志的被动句”进行归纳论述。王力先生认为“在被动词的后面都是没有宾语的”,表被动的“被”字句中动词后面带宾语是唐代以后被动式的新发展,(见《汉语史稿》和《汉语语法史》)《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则指出被动句中,在形式标记后面动词带宾语的情况,早在战国末期到汉代即已出现。(见第671-672页)

当然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除了程湘清先生在评述文章中指出的下编某些章节的描写还略嫌单薄之外,还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比如第六章第三节在谈到量词的分类时,认为“量词是表示事物的计算单位的,它本质上是名词。”(见第204页)过分强调了量词和名词的联系而忽视了两者的区别,虽然书中在划分词类的时候将量词独立分成一类,但杨伯峻先生依然没有摆脱之前《文言语法》、《文言文法》等书中把量词附于名词之中的观念;在谈到动量词时,所举动量词“匝”的例子,实际上不少都是名量词,(见第208209页)这些例句大都是转自它书,可见充分吸收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有其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容易限制研究者对语言实际的重新认识。

《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修订版至今已有十几年,有些内容确实还需要进一步发掘和完善,而有些看似已成定论的观点也还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积聚杨伯峻先生数十年心血的著作,对于现在及未来古汉语语法的学习和研究者而言,其深远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

(撰写人:汪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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