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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文献学(江庆柏)

作者:时间:2018-05-21点击数:

(一)目录

[1]《十三经注疏》

[2]“前四史”

[3]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

[4]〔梁〕萧统《文选》

[5]〔东汉〕许慎《说文解字》

[6]〔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

[7]〔清〕王念孙《读书杂志》

[8]〔清〕俞樾《古书疑义举例》

[9]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

[10]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

(二)导读

1.《十三经注疏》导读

该书版本众多,最通行易见的是清代阮元据宋本校刊并附《校勘记》本,1980年中华书局校补1935年世界书局缩印本,影印16开精装2册。台湾艺文印书馆、中华书局先后影印出版过嘉庆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学刊阮刻本,较世界书局本更为精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有李学勤先生主编的《十三经注疏》简体横排标点本,2000年又出版了繁体竖排本。上海古籍出版社自2007年起,陆续出版新版《十三经注疏》繁体标点本。

十三经是我国古代儒家经典,汉代称《诗》、《书》、《易》、《礼》、《春秋》为五经,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分为《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到了唐代,加上《论语》、《尔雅》、《孝经》,共为“十二经”,南宋绍熙年间又列入《孟子》,于是定型为“十三经”。

《十三经注疏》是一部类编丛书,共四百十六卷,由十三经正文、汉魏“注”文、唐宋“疏”文,加上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注音四部分合刻而成。北宋以前十三经的注、疏分别单行,南宋以后才开始注疏合刻,明清时期辗转翻刻多种,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号为善本,为世人所推崇。

注疏,即注与疏的合称。注,是对经书字句的注解,又称传、笺、解、章句等;疏,是对注的注解,又称义疏、正义、疏义等。唐人注经讲究“疏不破注”,即依汉魏旧注作疏,专主一家,固守前人成说,往往不能有所发挥创新。《十三经注疏》包含的具体注疏卷次、名称和作者如下:

《周易正义》十卷,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二十卷,旧题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七十卷,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五十卷,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二十八卷,汉何休注,唐徐彦疏。

《春秋穀梁传注疏》二十卷, 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二十卷,魏何晏等注,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九卷,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十卷,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十四卷,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注疏》卷帙浩繁,令人望而生畏。初学者可以先读经文,以阅读经文为重,遇有疑难之处,再读注文,读注文仍不能解,再读疏文。非研究性阅读,对于疏文不必求之过深。结合注疏,若仍对经文不能理解,可以查核清代学者对这段经文的研究成果,以及当代学者的注译本。

(撰写人:苏芃)

2.“前四史”导读

“前四史”是《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四部正史的合称,因排在“二十四史”之首,故称“前四史”。

清代学者张之洞云:“读史宜读正史。凡引据古人事实,先以正史为凭,再及别史、杂史。仅看坊本删削纲鉴,不得言史学。”(《輶轩语》卷二)然而“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又无系统,一般读者难以卒读,故前人特别看重前四史。张之洞云:“正史中宜先读四史。全史浩繁,从何说起。四史为最要。四者之中,《史记》《前汉》为尤要。其要何如?语其高则证经义,通史法;语其卑则古来词章,无论骈散,凡雅词丽藻,大半皆出其中,文章之美,无待于言。”(《輶轩语》卷二)史学家吕思勉先生说四史“关涉的范围极广,并非专门治史的人才有用,读了决不冤枉”,“四史者,正史中为用最广,且文字优美,读之极饶兴趣,又系古书,整理起来,比后世的书略难,借此以为运用工具的练习,亦无不可的”,“以后的正史,多半都是因袭四史,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为学十六法》)

《史记》130卷,汉太史令司马迁(前135—?)撰。《史记》叙事上自黄帝,下迄西汉武帝太初年间,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全书130卷,但今本之中有十篇为褚少孙等续补。《史记》开史书纪传体先河,后世正史皆仿此例。全书分五体:《本纪》记帝王及王朝大事,《表》按时间记载各代大事及王侯将相,《书》记典章制度及重要专题,《世家》记王侯贵戚,《列传》叙各色人物及周边民族。司马迁作《史记》,“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保存了西汉以前的大量文献,因此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史记》“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因此在文学方面亦有极高的造诣,值得反复诵读玩味。

《汉书》120卷,东汉班固撰。《汉书》纪事上起刘邦兴兵,下迄王莽覆亡,记西汉一代的历史,开创了断代史之先河。《汉书》中所记武帝以前的历史,以《史记》为蓝本;武帝太初以后史事,以其父班彪《史记后传》为基础写成。班固死后,尚有八表和《天文志》未完稿,和帝命其妹班昭及马续补作。因此《汉书》全书实成于四人之手。《汉书》分纪、表、志、传四部分。其中“志”实即《史记》之“书”,但班固创《刑法志》《地理志》《艺文志》《五行志》,保存了典章制度、地理图籍、五行天象等重要资料,意义重大。其中《艺文志》对西汉及西汉以前的学术史进行了总结,被誉为“学问之眉目,著述之门户”,尤当留意。《汉书》文辞典雅,多古字故训,因此自古号称难读,阅读时要结合颜师古注及今人注释,帮助理解。

《后汉书》90卷,南朝宋范晔撰。其纪事起于光武帝刘秀起兵,止于献帝禅位,曹魏代汉,记述了东汉一代的历史,是一部杰出的私修断代正史。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私家修史蔚为风尚。其中以《东观汉记》为基础而撰成的《后汉书》至少有十二家之多,范晔《后汉书》即是博采众长而成。在体例上,有别于《史记·外戚世家》、《汉书·外戚传》,范晔创立《皇后纪》,是“二十四史”中唯一一例,突出反映了东汉太后与外戚主政的历史。范晔以“正一代得失”为宗旨,自诩“体大而思精”,但他与人合作的诸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志是南朝梁刘昭取司马彪《续汉志》补足的。

《三国志》65卷,西晋陈寿撰。全书包括《魏书》三十卷、《吴书》二十卷、《蜀书》十五卷,记载了从汉末董卓之乱至西晋灭吴之间的历史。陈寿撰《三国志》多取材于王沈《魏书》、鱼豢《魏略》、韦昭《吴书》,但陈书引文精炼、叙事简约,史实准确,取材严谨,故问世之后受到普遍赞誉。但陈寿《三国志》也存在删节过当的问题,因此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大量征引史料,补阙纠缪,保存异说。《三国志》与裴注因此也成为一个整体,阅读时不可偏废。此外,《三国志》本身无表志,可以参照清人的补表和《宋书》、《晋书》诸志。

以上四史读毕,若有兴趣和馀力,可以接读其后二十史。张之洞云:“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下,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轾。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非谓四史之外可以束高阁。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义例正大,文辞和雅。《钦定明史》体例最精。”(《輶轩语》卷二)

前四史从古至今的版本众多,从版本质量和方便阅读两方面考虑,可以读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本。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中华书局重新修订“二十四史”点校本,其中《史记》修订本已经出版,其他各史也在陆续整理出版中,要尽可能阅读修订本。

(撰写人:王永吉)

3.《新编诸子集成》导读

子书是我国古代典籍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著作,秦汉以后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写过类似的著作,被后世亦归为此类。

民国时期,由国学整理社纂辑、世界了书局排印出版了一套《诸子集成》,该书汇集先秦到汉魏六朝“诸子”著作注释本或校本2628种,多采用清代学者精校详注本为底本,有的书甚至有两种注释,是一部资料集中而完备的丛书。新中国以后,中华书局修订重印了该书,但考虑到该书种类局限,尚有不少断句、排印之误,1982年起重新约请学者整理一套《新编诸子集成》,选收先秦至唐代的子书,本拟编为两辑。第一辑所收书目与《诸子集成》略同,即一般研究者最常使用的子书,约40种,以点校前贤已有的注本为主,少量尚无注释本的,约请专家另行注释。第二辑则收集第一辑以外没有现成注本的书。该丛书编纂到2009年时,持续出版了二十余年,中华书局改变了既定计划,本列入第二辑的一些子书也放入了第一辑出版,于是不再使用第一辑、第二辑的提法,在已出40种之外,另编《新编诸子集成续编》。总之,《新编诸子集成》是当代学者整理的子书中较为精善、最易获得的版本,是文史哲研究、教学的必备用书。

这套书不仅汇集了古代学者关于子书的代表性注释文本,比如曹操等的《孙子十一家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陈立的《白虎通疏证》、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等等,另有一些现当代学者的经典校注本,如黎翔凤的《管子校注》、杨伯峻的《列子集释》、杨明照的《抱朴子外篇校释》、蒋礼鸿的《商君书锥指》等,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里王利器先生校注多种,有《文子疏义》、《新语校注》、《盐铁论校注》、《颜氏家训集解》。此外,这套书里高明的《帛书老子校注》是据马王堆出土的帛书《老子》文本,对《老子》一书做的校注。

这套书采用繁体竖排的方式,并且施以现代标点,古代典籍初学者使用该书,不仅可以了解古代子书的精髓,而且也是很好的古书阅读训练。使用这套书时,可以配合阅读清光绪年间浙江书局辑刊的《二十二子》,该书汇刻历代刊本中子书的精校、精注本,如《孙子兵法》、《春秋繁露》等还附录了有关参考资料,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影印本出版。

(撰写人:苏芃)

4.《文选》导读

《文选》,南朝梁代萧统主持编选,是我国现存编选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萧统(501-531),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天监元年(502)立为太子。著有《文集》二十卷、《正序》十卷、《英华集》二十卷,皆已失传。萧统未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所以《文选》又称《昭明文选》,后人辑有《昭明太子集》。

《文选》共收录先秦至六朝时期一百三十多人的赋、诗、杂文三大类七百余篇,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三十八小类。萧统在《文选序》中交代了他的编选标准:“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即所收内容需要兼顾情义与辞采。他有意识地把经、史、子等学术著作和文学区别开来,排除在外,史书中的少量赞、论、序仍可入选,这反映出南朝时期对文学的界定与认识,愈加明晰。又因“不录存者”的原则,没有收入当时尚健在的作家。

这部选录辞藻华美篇章的文学总集,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几乎成了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因而对《文选》的研究与注释,从唐初就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文选》学。最早的《文选》研究者是萧统的侄子萧该,著有《文选音》。隋唐之际曹宪以教授《文选》著名。唐代显庆年间李善又承其后为《文选》作注,改分原书三十卷为六十卷。到了开元六年(718)又有吕延祚将五臣(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注《文选》进表呈上。从此,《文选》就有了两种不同系统的注释版本,即李善注与五臣注。宋代以后李善注多与五臣注合刻,名曰六臣注,而李善注单行本罕传。现存完整的《文选》李善注刊本有南宋淳熙八年(1181)的尤袤刻本、明汲古阁刻本等,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利用尤袤刻本重新翻刻,并且改正尤袤本错误七百余处,另撰有《文选考异》附于书末,1997年中华书局将胡克家本施以句读影印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标点整理,1986年出版了《文选》李善注标点本,这是目前阅读《文选》最常见通行的版本。另外,中华书局1985年据涵芬楼所藏宋刊建州本《六臣注文选》再次影印,方便研读,嘉惠学人。

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藏诸海内外的大量《文选》版本得以重现,比如台湾国图藏的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陈八郎刻本,是现存唯一一部宋刊刻五臣注全本,后来台湾影印300部,目前在国内一些图书馆可以获见。又如,饶宗颐先生编印的《敦煌吐鲁番文选》,网罗世界各地收藏《文选》古写本的残篇图版,由中华书局2000年出版。再如,日本所藏《文选集注》古写本,2000年也编集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此外,明嘉靖元年(1522)金台汪谅翻刻张伯颜刊本、嘉靖二十八年(1549)吴郡袁氏嘉趣堂刊本、正德四年(1509)朝鲜刊本、日本宽永二年(1625)活字本等,现在通过互联网,都可以获见电子图版。因此,当前阅读《文选》有大量的版本可供查核。

(撰写人:苏芃)

5.《说文解字》导读

《说文解字》(或简称《说文》)是东汉许慎编撰的一部字典。许慎(约58-147),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人,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

《说文》收字头9353个,重文1163个,将这些汉字归纳为540个部首,每部各建一首,同首者统摄其下,部首与部首之间,字与字之间,则采取“据形系联”“共理相贯”的办法。全书共十五篇,前十四篇是字典正文,第十五篇是许慎叙目等,许慎之子许冲奏上该书时,以一篇为一卷,故称十五卷。

《说文》一书,自东汉流传至今,文本多有变化,唐代时经李阳冰篡改,以致衍误失真。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命徐铉等校定付国子监雕版,始得流传于世。徐铉弟徐锴亦撰有《说文系传》,世称徐铉校定者为“大徐本”,徐锴《系传》为“小徐本”。清嘉庆十四年(1809)孙星衍覆刻宋本大徐本《说文》,较为精善,但密行小字,不便阅读,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据孙星衍本改刻一篆一行,眉目清朗,开卷了然。新中国以后,陈昌治刻本后被中华书局等多家出版社缩印出版,是目前最常见的《说文》版本。

《说文》的体例是:每说解一字,首列小篆字头,依次解释字义,分析字形,有时进一步说明读音。如果改字有不同于小篆的古文、籀文以及或体、俗体等,附列于后,统称为重文。说解中有时还会征引经传典籍书证以及各地方言、通人意见等。下面以“大徐本”为例,略作介绍:

,天垂象,见吉凶,所以示人也。从二,【二,古文上字。】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凡示之属皆从示。【神至切】,古文示。

按:这是《说文》卷一中的“示”字,首列的“”是小篆字形,其后是对该字形的说解。“凡……之属皆从……”指明该字也是一个部首,这种字头,亦称作“部首字”。“”是“示”字古文,即所谓重文,备列于后。【 】里的内容,原刻本是用双行小字表示的,是徐铉的注语,“神至切”是徐铉的反切注音。

,就也。从辵、告声。谭长说:“造,上士也。”【七到切】,古文造从舟。

按:这是“辵”部下的“造”字,“从辵、告声”指明这是一个形声字,“辵”是形旁,“告”是声旁。“谭长说”,是许慎征引的所谓通人之说。

,通也。从辵、呈声。楚谓疾行为逞。《春秋传》曰:“何所不逞欲”。【丑郢切】

按:这是“辵”部下的“逞”字。“楚谓疾行为逞”,这是举方言释义。《春秋传》是征引《左传》的书证。

清代时期,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研究《说文》的代表性著作,此四人亦被称为“《说文》四大家”。民国时期,丁福保把二徐以来《说文》研究著作182种汇为《说文解字诂林》,中华书局1988年重印出版。这些著作可以作为研读《说文》的参考。

近年来,翰堂典藏(http://www.hytung.cn/)等网站将《说文》系列著作制作成了数据库,可供查检之便。

(撰写人:苏芃)

6.《四库全书总目》导读

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对于“著录”和“存目”的图书均由纂修官撰写提要,最后由总纂官纪昀笔削删订,纂为《四库全书总目》200卷,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提要》。

《四库全书总目》共收图书10254种,基本涵盖了清代中期存世的中国古代重要典籍,而对于元代以前的古籍收录尤为完备。《总目》因此成为我国规模最大、体例最完备的古籍解题书目。

《总目》在图书分类法上也有重大的创新。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四库”亦即四部。部下分类,全书共分44类。有的类下又分子目,共计66个子目。这种部、类、子目三级分类法较此前的目录更为系统精密。《总目》的类目之间,根据实际情况又有增删归并。如史部增加“纪事本末”一类,将仪注、刑法两类合并为“政书类”,其下分列六个子目。这些均比前代书目更为完备。

《总目》最大的学术价值在其提要部分。《总目》在四部之前各撰总叙,在每一类前撰类序,子目后缀按语,详述图书分类演变,提纲絜领,真正做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总目》所收录的每一部图书皆注明卷数、图书来源。每书均撰提要一篇,介绍作者传略、内容体例、版本源流,考核文字异同,评论内容得失。主持《四库全书》各部纂修的均是当时一流学者,如戴震主经部、邵晋涵主史部、周永年主子部等。而对各书提要分纂稿润色删订、勒为一编的是以博学卓识著称的纪昀。因此《总目》可以说是以当时最高水平对清代之前的学术进行了总结。通过《总目》,我们可以把握中国古书及古典学术的发展流变概貌,了解重要典籍的基本信息和各书的长短所在,进而指导我们读书。

前代学者极为重视目录学的作用。清代学者王鸣盛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十七史商榷》卷一)《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一部具有总结意义的古典目录,其价值自不待言。清代周中孚云:“窃谓自汉以后簿录之书,无论官撰私著,凡卷第之繁富,门类之允当,考证之精审,议论之公平,莫有过于是编矣。”(《郑堂读书记》卷三十二)因此对于阅读古籍而言,《四库总目》的指导意义尤大。清末张之洞谈治学,说:“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輶轩语·语学第二》)余嘉锡先生也说:“汉唐目录尽亡,《提要》之作,前所未有,足为读书之门径,学者舍此,莫由问津。”(《四库提要辨证序录》)

初读《总目》,可先将各部、类之前的总叙、类序以及部分子目后的案语通读一过,建立起古典学术的基本系统框架,对中国古典学术的源流有一个初步的把握。然后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某一部类的提要逐篇阅读。当然能够通读《总目》全编最好。需要注意的是,提要的分撰及总纂出自当时大家,高屋建瓴,却未必适合初学。有的提要内容简略,有的考证过繁,有的偏于一端不及其他,对于初学而言亦不必求之过深。《总目》是我们读书治学的津梁,经由《总目》的指引,进而阅读原典,才是合适的方法。

《四库全书》的规模宏大,而编纂的时间有限,因此纂修官员迫于时日,有些书籍未能从容研究便仓促撰写提要,参考取材的范围不广,立论亦或有纰缪。因此阅读查检《总目》不能拘泥迷信。以下几种考订辨误《总目》的著作可以参考: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中华书局1980)、胡玉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王欣夫辑,上海书店1998)、李裕民《四库提要订误》(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杨武泉《四库全书总目辨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四库全书总目》卷帙浩繁,不便翻检,因此乾隆皇帝命纪昀另编简明目录。《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共20卷,只收《四库全书》著录之书,《四库》“存目”之书一概不收,提要亦大大压缩,内容精炼,言简意赅,可以与《四库总目》对照阅读。

《四库全书总目》有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浙江刻本,中华书局1997年李学勤、傅璇琮等点校整理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标点本。《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有中华书局1964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等标点本。

(撰写人:王永吉)

7.《读书杂志》导读

《读书杂志》82卷,清王念孙撰。有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影印王氏家刻本、中华书局1991年影印金陵书局本、凤凰出版社2000年重印王氏家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徐炜君等点校本。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幼从其父王安国读书,八岁读毕十三经,旁涉史鉴。后师从戴震习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尽得其传。乾隆四十年(1775)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工部主事、工部郎中、陕西道御史、吏科给事中、山东运河道、直隶永定河道。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有“五君子”之称。其子王引之(17661834),承其家学。父子二人合称“高邮二王”,为清代乾嘉学派代表人物。“二王”著述甚丰,后人将王念孙《广雅疏证》、《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合称“高邮王氏四种”,视为清代朴学的代表作。

《读书杂志》是王念孙毕生积累的校读群书札记,所涉及的古籍包括《逸周书》、《战国策》、《史记》、《汉书》、《管子》、《晏子春秋》、《墨子》、《荀子》、《淮南内篇》,又附《汉隶拾遗》一卷,研究汉代碑文材料。王念孙死后,王引之从其遗稿中整理出《读书杂志余编》二卷。上卷包括《后汉书》、《老子》、《庄子》、《吕氏春秋》、《韩非子》、《法言》,下卷包括《楚辞》和《文选》。

王念孙精于小学,在音韵、训诂研究方面均有创见。如分古韵为二十一部,自成一家之说。在训诂方面,指出“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焕然冰释”(《经义述闻序》)。《读书杂志》一书即是王念孙将小学知识运用到古籍校读方面的具体实践。此书将校勘与文字、音韵、训诂相结合,以渊博的历史文化知识,用丰富的材料校正原书中的文字讹误和句读错乱,考辩音训异同,疏通全句,正确反映原意,校释精审,是阅读古籍和研究古代词语的重要参考书。

《读书杂志》的研究成果以校勘为主,也考释词句,旁及句读。在具体的校勘实例中,王念孙往往先根据古书的不同版本或类书、古注等材料比较文字异同,从中发现分歧矛盾所在,再综合各种材料、知识加以论证,并推究致误的原因,最后做出论断。王念孙的论断多有精彩之处,不少论断为后世新见材料证实。如王氏校《战国策·赵策》“触詟”当作“触龙言”,“揖之”当作“胥之”。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证实了这一论断。

在本书的《读淮南子杂志书后》中,王念孙从九百余条讹误中归纳出六十二条致误原因,如:有因字不习见而误者、有因假借之字而误者、有因古字而误者、有因隶书而误者、有因草书而误者,等等。这些误例概括全面,剖析入微,多可推广为校勘通例,丰富了校勘学的方法论,为后人的校勘工作提供了珍贵的指南。

初读此书要结合古书原典,对原典的内容、体例等有初步的了解和把握才可能真正理解王念孙的考证文字。同时阅读者也要具备一定的文字、音韵、训诂和古代文化知识。阅读此书不仅要看其考订的具体论断,更要细寻其校勘的方法、考证的过程、征引的材料,从中得到启发,从而提高自己阅读古籍的能力。

(撰写人:王永吉)

8.《古书疑义举例》导读

《古书疑义举例》7卷,清俞樾撰。俞樾(18211907),字荫甫,晚号曲园。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咸丰五年(1855)官河南学政,后遭弹劾革职。遂移居苏州,潜心学术达四十余载,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与孙诒让并称晚清朴学大师。主讲江浙各大书院,章太炎、吴昌硕、张佩纶等皆出其门下。治学以经学为主,旁及诸子、史学,乃至戏曲、诗词、小说、书法。一生撰述不倦,著作宏富,后集为《春在堂全书》,凡近五百卷。

俞樾三十八岁始读高邮王氏著作,从此治学效法王氏父子。仿《经义述闻》作《群经平议》,仿《读书杂志》作《诸子平议》。二书既有校勘也有训诂,但学界一般认为二书得失参半,不及高邮二王。

《古书疑义举例》一书则是效法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及王引之《经义述闻·通说下》所作,对古书校读类例作了进一步归纳和发展。俞樾在自序中认为“古书疑义所以日滋”,其原因有二:一是古今语言文法不同,“执今人寻行数墨之文法,而以读周秦两汉之书”;二是古今文字形体更迁、文献载体屡变,“执今日传刻之书,而以为是古人之真本”。因此俞氏“刺取九经诸子,为《古书疑义举例》七卷,使童蒙之子,习知其例,有所据依”,可以帮助阅读古代典籍。

全书七卷,归纳义例88条。前四卷51条归纳文例语法以解阅读疑义,后三卷37条则是校勘通例的归纳。这37条校勘通例与王念孙《读淮南子杂志书后》所举62条通则,堪称校勘学的方法论,使校勘学成为有条例、有系统的科学。此书对于阅读、校勘古籍大有裨益,的确如俞樾自序所期望的“亦读书之一助”。

此书在俞氏著作中最受后世推崇。章太炎云:“及为《古书疑义举例》,巡察理,疏紾比昔,牙角才见,为科条,五寸之矩,极巧以展,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俞先生传》)又说:“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牴牾者,各从条例,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检论》)刘师培自谓读此书“叹为绝作”,“约举其例,以治群书,庶疑文冰释,盖发古今未有之奇也。”(《古书疑义举例补序》)马叙伦谓此书“发蒙百代,梯梁来学,固县之日月而不刊者也”(《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序》)

此书影响深远,递有续作。如刘师培《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古书疑义举例续补》、马叙伦《古书疑义举例校录》、姚维锐《古书疑义举例增补》、徐仁甫《广古书疑义举例》。1956年中华书局将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与刘、杨、马、姚诸家续作合为一编,名为《古书疑义举例五种》,颇便阅读。2005年再版,不难购求。

(撰写人:王永吉)

9.《校雠广义》导读

程千帆、徐有富撰。齐鲁书社1998年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程千帆全集》版。

全书共四册,包括《版本编》《校勘编》《目录编》《典藏编》。《版本编》共八章:版本学的名称与功用、文献载体、纸书的装式、雕印本的品类、雕印本的鉴定、非雕印本的区分与鉴定、版本的变异与传承、对版本的记录和研究。《校勘编》共七章:校勘学的界义与功用、书面材料错误的类型、书面材料发生错误的原因、校勘的资料、从事校勘所应具备的知识、校勘的方法、校勘成果的处理形式。《目录编》共八章:目录与目录学、目录的结构及其功用、目录的著录事项、目录的分类沿革、综合目录、学科目录、特种目录、目录的编制。《典藏编》共六章:典藏学的建立与典藏的功用、典藏单位、图书收集、书籍亡佚、图书保管、图书流通。

此书第一次将校雠学的内涵全面表述为版本、校勘、目录、典藏四个部分。校雠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伴随着文献整理而产生和发展。最初“校雠”的本义专指校勘,后来发展演变为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典藏等与典籍整理相关的“治书之学”。然而长久以来,校雠学的理论体系并不完备,甚至这一学科的分支门类亦莫衷一是。作者有感于前代“治书之学”的零乱无条理,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确立为校雠学的核心门类。又有感于前人或专事一门轻视其他,“其四者鲜有贯综。其极至主版本者,或忘其校勘之大用,而陷于横通;主校勘者,或详其底本之异同,而遗其义理;主目录者,或侈谈其辨章考镜,而言多肤廓;主典藏者,或矜秘其一廛十驾,而义乏流通”(校雠广义叙录),将版本、校勘、目录、典藏融为一体,建立起清晰完整的校雠学学科体系。这对于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建设具有重大贡献。这一编排应当是符合校雠学发展规律的。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于校雠学门类的排列顺序也有别于前人。一般的表述顺序是目录、版本、校勘,但作者认为“文字肇端,书契即著,……则版本之学宜首及者”,“由版本而校勘,由校勘而目录,由目录而典藏,条理始终,囊括珠贯,斯乃向、歆以来治书之通例”(校雠广义叙录)。而此书将典藏与版本、校勘、目录并列为校雠学四大门类,眼光独到,超迈前代,使得校雠学的内容更加丰富,体系更为完备。

本书有理论建树,但更注重实用,对于古籍整理实践具有指导意义。作者的重点“放在这门科学的实际应用的论述方面,而省略其历史发展的记载”(校雠广义叙录),因为此书并不同于校雠学史。这从前面所述本书的篇章目录中即可以看出。如《版本编》注重版本的鉴定和记录,《校勘编》述校勘的方法和成果的处理,《目录编》讲目录的结构和编制,《典藏编》讲图书的保管与流通等等,均具有实用价值。

(撰写人:王永吉)

10.《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导读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学术界对于先秦两汉古书流传的认识也逐渐深入。早在1940年,余嘉锡先生就出版过《古书通例》一书,以为学者读古书之助。

李零先生的《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是在余先生《古书通例》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大量的出土文献,对于先秦两汉古书与学术源流展开系统反思,作出“鸟瞰式的全景描述”。

李零先生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致力于简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古代方术、艺术考古等领域也多有建树。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是目前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研究领域中,极少数能从微观问题出发,以宏观视角探索古书传承与学术源流的学者,《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即是这方面的力作。

是书分为上下两篇各六讲,一共十二讲,是李先生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的授课讲稿。“上篇是介绍简帛古书对学术史研究的意义,全书的讨论范围,背景知识和有关概念,简帛的发现和形制特点,简帛古书的整理方法,以及体例和分类。下篇是按六艺、史书、诸子、诗赋、兵书和方术六类,分别介绍有关发现,辅导学生阅读原典。”每讲分为两个部分,一是讲授的内容本身,一是课后参考资料,包含参考书目和附录的相关资料。如第一讲的附录是“现存先秦两汉古书一览表”,将115种现存先秦两汉古书大致按照六分法进行编排,每种书下分别著录该书古写本、质量较高的底本、代表性的校注本、以及常见易得本、排印本、标点本等,眉目清晰,对于初学者了解先秦两汉古书面貌,按图索骥,尤有价值。又如,该书第三讲附录《简帛分域编》(1901-2003),以出土区域为划分界限,将一百余年来出土的简帛资料详实介绍,并且附注出处。再如该书第六讲《简帛古书的体例与分类》,是对余嘉锡先生《古书通例》的深化与订补,对于阅读古书具有启发意义。建议古典文献专业的同学认真研读该书。

(撰写人:苏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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